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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邦贵 法国埃克斯马赛三大欧亚研究所所长
施鹏鹏 西南政法大学 教授


关键词: 法国行政诉讼/历史/构造/特色/挑战
内容提要: 法国行政诉讼系欧陆行政诉讼的一大范本，在大陆法系甚至在英美法系都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仅就学术研究而言，其已成为比较行政诉讼领域必不可少的研判素材。其中，历史、制度、特色与挑战构成法国行政诉讼研究的基本框架，系比较行政诉讼的基本逻辑起点。


法国司法制度的一大特色便是采用二元化的诉讼体制，即将普通的司法诉讼和行政诉讼区分开来，并分别交由司法法院和行政法院受理及裁判。这一特殊的诉讼框架源自三权分立的基本理念。先哲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曾论及，立法权、行政权及司法权的分立与制衡是政治自由的基本保障。因此，在法国学者看来，行政机关不得行使司法权，司法机关也不得行使行政权。同理，行政纠纷也应由行政机关自行处理，不应由普通的司法法院处理，否则便是司法权代替行政权。诚如1790年8月10日及8月24日的法律第13条所宣称的，“司法职能与行政职能截然不同，并应时常保持分立。法官不能妨碍行政机关的活动，亦不能以行政职务上的原因将行政官员传讯至庭上，否则将构成滥用职权罪”。

在历史上，法国行政诉讼一向被奉为经典，并在某种意义上奠定了现代行政诉讼的基础。尽管经历了二百余年的发展，各主要大陆法系国家在行政诉讼的基本构架上已相去甚远。而法国行政诉讼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也日渐式微。但源自大革命时期的诸多行政诉讼先进理论却依然保留了下来，既影响了法国现今的行政诉讼制度，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丰富的研判素材。在这个意义上讲，全面研究法国行政诉讼的形成、制度、特色与挑战便成为比较行政诉讼相当重要的一大课题，也是深入了解法国司法制度不可回避的一大问题。

一、法国行政诉讼的形成

（一）保留裁判制度

大革命后，法国开始着力于现代行政诉讼制度的建构。其中，最核心问题便是构建审理行政诉讼案件的行政法院体系。1789年，制宪会议否决了两项建议：其一是将行政审判权交由普通的司法法院行使；其二则是设立既独立司法法院又独立的行政机构的“特别”法院，由其负责行使行政裁判权。之所以否决第一项建议，是因为法国立法者担心此举将导致司法法院的权力膨胀，并可能干扰行政系统的日常运作。而否决第二项建议的原因则在于“特别”法院在旧制度时期早已声名狼藉，不管在情感上还是在理智上都难以肩负受理行政裁判之重责。因此，在行政诉讼制度设立之初，行政裁判权实际上交由行政人员（即“实际行政组织”）所组成的合议集体及政府行使。具体而言，对于某些省、县级地方案件，由省、县政府（即合议制执行机构）审理；余下的案则件交由国王主持的部长会议审理，国王是整个国家行政组织的元首（1791年9月7-11日法律）。由于共和3年果月5日宪法（第15条）明令废除部级集体负责制，部长从此成为法官，并对自己主管部门的案件享有管辖权。

共和历8年，执政府对行政诉讼制度进行了较深入的改革，废除了原先的行政官——法官体制（administrateur-juge）。但行政机构在行政司法中依然占有一席之地：行政裁判权由原先的实际行政组织转由咨询性行政组织行使。后者不仅可为实际行政部门提供咨询意见，还可受理并裁判因实际行政组织行政行为所引发的诉讼，但行政首脑（国王）享有最终决定权。因此，法国在早期并未设立所谓的“法院”或“法庭”，而是建构了极带行政色彩的“参事院（Conseils）”，即国家参事院（Conseil d'Etat）和地方各省参事院（conseils de préfecture）。在学说上，共和历8年所确立的行政裁判制度又称为“保留裁判制度”（le système de justice retenue），意即行政首脑保留了对行政裁判的最终决定权。

（二）委任裁判制度

保留裁判制度颇具局限性。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行政司法的独立性受限，国家元首可随时修正或推翻国家参事院所作出的决定。例如，国家参事院所通过的法律文本只是决定草案，须报由国家元首以命令或法令的形式批准通过。而国家元首拒绝批准某一决定草案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为杜绝这一风险并保障行政司法的独立性，法国通过1872年5月24日的法律最终撤销了保留裁判制度，并将裁判权委付于行政法院，即设立了所谓的“委任裁判制度”（Le système de justice déléguée）。自此，行政法院可自行对行政纠纷作出判决或自行通过某一法律文本，而无须获得国家元首的签字及首肯。与此同时，国家还设立了权限争议法庭，以解决司法法院和行政法院所可能出现的管辖权冲突。

从保留裁判制度到委任裁判制度的发展无疑极具进步意义。正如法国宪法委员会所评价的，“正是从1872年5月24日法律开始，根据一项共和国法律所确认的基本原则，行政司法的独立性才获得宪政依据”。但委任裁判制度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例如，根据1872年5月24日的法律，行政法院虽被赋予完全的管辖权，但驻省代表依然被视为一般法律上的行政法官，市民应首先向其提交诉状。从这个意义上讲，行政法院仅作为上诉级别的法院介入案件诉讼。

（三）后续发展

从委任裁判制度至今，法国行政诉讼又经历了诸多发展，既包括行政裁判价值理念的转型，也包括行政诉讼程序技术规则的变更，既包括裁判主体的权力重划，也包括裁判案件的类型改革。例如，1986年1月6日第86—14号法律所进行的改革，确立了行政法院法官独立裁判原则。自此，行政法院法官的地位开始逐步趋同于司法系统内的法官；又如1987年12月31日第87—1127号法律所进行的改革，法国设立了上诉行政法院，以解决最高行政法院负担过重的难题；等等。正是这一系列基于社会背景变迁的法律改革构建了法国现行的行政诉讼制度。

二、法国行政诉讼的基本构造

自笛卡尔以降，唯理主义在法国学界倍受推崇。大部分的理论著作都强烈地表现出理性精神——由精确的定义、科学的分类以及逻辑演绎的推理方法构成一个体大思精的完整系统。如德国学者埃里希·卡勒尔所言，“理性主义和用理性驾驭自然的愿望是法国哲学的主调,而且我们看到它们影响了法国生活的各个方面。笛卡尔的认识论法则以仿佛无穷尽的变化形态,不断重复出现。这一法则揭示了路易十四的政治学,柯尔柏的经济学,蒙太涅的新心理学以及法国人的行为标准,即法兰西贵族们渴望的那种对精神、身体和情感的完全的控制。法国的洛可可式园林的几何结构,是将自然置于理性控制之下,并且为了人的享受而加以重构的理性冲动的鲜明例证”。[1]行政诉讼的研究亦不例外。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法国学者逐步构建了一套逻辑缜密、内容详实的行政诉讼理论体系，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独具法兰西特色的行政裁判构造。在这个意义上讲，唯有深入了解法国行政裁判的构造，方可进一步探究法国行政诉讼的基本理论体系。

（一）诉讼类型

诉讼类型理论是法国行政诉讼的一大重要理论。早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法国著名的公法学家爱德华·拉费里埃（Edouard Laferrière）便在经典作品《行政法院及诉讼总论》（《Traité de la juridiction administrative et des recours contentieux》）一书中将行政诉讼按性质分为四类：完全管辖之诉——行政法院行使与普通司法法院类似的职权，负责对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之间的争讼案件作出裁决；撤销之诉——行政法院负责撤销行政机关违法的行政行为；解释之诉——行政法院负责解释所提交的法律文本；以及处罚之诉——行政法院负责处罚损害公产完整性或用途的行为。 [2]进入二十世纪，莱昂·狄骥（Léon Duguit）与马塞尔·瓦里纳（Marcel Waline）等多位公法学家则创造性地援引德国法理论将行政诉讼分为客观之诉和主观之诉。 [3]前者为涉及客观法的行政诉讼，后者则为涉及主观权利的行政诉讼。如今，法国学界更多地采用一种综合性的分类，即援引多种标准作更精密的类型划分。

1、越权之诉

法国最高行政法院审判全会在1950年2月17日的Dame Lamotte案判决中曾对越权之诉作了界定，即“依据法的一般原则以确保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诉讼。学说又将这一界定简化为“以撤销非法行政决定为目的的行政诉讼”，即“撤销之诉”。

依现行法之规定，越权之诉又分为三种：合法性判断之诉、行为不存在宣告之诉以及一般意义上的越权之诉。这三种类型的越权之诉主要存在如下区别：其一，诉讼目的不同。合法性判断之诉以法官宣告行政行为不合法为目的；行为不存在宣告之诉也以法官作出宣告为目的，但却是以受诉行为具有严重瑕疵为由要求法官作出行为不存在的宣告；一般意义上的越权之诉则是请求法官以受诉行为不合法为由撤销之；其二，从属性不同。一般意义上的越权之诉和行为不存在宣告之诉为主诉，而合法性判断之诉则为从诉。换而言之，后者仅作为先决事实裁判。例如，普通司法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因涉及行政行为合法性而裁定暂停案件审理并要求当事人向行政法院提起诉讼；其三，受诉行政行为的性质不同。在一般意义上的越权之诉和合法性判断之诉中，受诉行政行为既可以是行政决定，又也可以行政合同。而行为不存在之诉则原则上只针对行政决定。

2、完全管辖之诉

完全管辖之诉，即以矫正原行政决定为目的、要求法官依职权作出新行政决定的诉讼。从定义上看，完全管辖之诉几乎囊括了所有与主观权相关的行政争讼案件，因此范围极广，任何“原告主张其主观权利受到侵犯”的行政诉讼均属于完全管辖之诉。除此之外，行政责任案件、行政合同案件、财税案件以及选举争讼案件也大部分属于完全管辖之诉。前者称为“完全管辖的主观之诉”，后者则称为“完全管辖的客观之诉”。

（二）诉讼要件

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问题，尤其是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问题，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长期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在过去的十多年里，经过“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的大讨论，人们对证明标准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于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确实、充分”的规定也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但是一直未能达成共识。

为了便于司法人员在实践中准确把握“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2010年《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下称《规定》)第5条将之细化为五项内容:(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每一个定案的证据均已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证据与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不存在矛盾或者矛盾得以合理排除;(四)共同犯罪案件中，被告人的地位、作用均已查清;(五)根据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过程符合逻辑和经验规则，由证据得出的结论为唯一结论。有的学者将之概括为“结论唯一”标准或者“唯一性”标准，并把“唯一性”解释为“排除其他可能性”，认为只有对主要事实的证明达到“唯一性”，才能保证裁判认定的案件事实与客观事实相符，并认为它体现了“绝对”的因素。

应当说，上述关于对“证据确实、充分”的规定及学理解释反映了我国长期以来对待死刑的审慎态度，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必须是最高、最严的，以确保判处死刑案件的万无一失。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认识到，“结论唯一”标准并不是一个客观真实标准，一方面是因为由证据得出唯一结论是经过法官运用逻辑和经验规则推断出来的，它与法官的个人素质和自由裁量权有着密切的关系，带有明显的主观色彩。另一方面，该条第二款规定，办理死刑案件，对于以下事实的证明必须达到证据确定、充分:(一)被指控的犯罪事实的发生……说明死刑案件需要证明的事实并不是客观存在的案件事实本身，而是“指控的犯罪事实”。

关于“唯一性”标准的普适性问题，有学者援引1984年联合国《关于保护死刑犯权利的保障措施》第4条的规定，即“只有在对被告的罪行根据明确和令人信服的证据而对事实没有其他解释余地的情况下，才能判处死刑”，据此认为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应该高于普通刑事案件。在本质上，这里的“没有其他解释余地”与“唯一结论”的标准是一致的，但它是否适用于非死刑案件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等部门印发两个“证据规定”的通知，办理其他刑事案件，参照规定执行。因此，对于非死刑案件犯罪事实的认定，也必须满足“唯一性”标准。事实上，证明标准是一个事实认定问题，对任何犯罪事实的证明其结论都应该是唯一的，而是否判处死刑是一个法律适用问题。很显然，那些坚持“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必须最高”的人把这两个内容相关但性质不同的问题混为一谈了。

随着新刑事诉讼法的颁布，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又有了新的发展。从新刑事诉讼法第195条的规定来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证明标准仍然是“证据确实、充分”，但其第53条对这一标准的内涵作了新的规定，具体包括以下三项内容:(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笔者认为，前两项规定属于“证据标准”，是对证据本身的要求，其中“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是对证据量的要求，“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是对证据质的要求;第三项关于“排除合理怀疑”的规定，是对运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所要达到的程度的要求，是关于证明标准的新解释。

长期以来，有些学者反对将“排除合理怀疑”作为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主要原因在于认为它缺乏客观性。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对于该项的解释，排除合理怀疑是指“对于事实的认定，已没有符合常理的、有根据的怀疑，实际上达到确信的程度。”笔者认为，要准确适用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就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和把握这一标准的含义:

首先，排除合理怀疑重在排除“合理”的怀疑，强调怀疑的合理性。所谓合理怀疑，是指一个普通的理性人凭借日常生活经验对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明智而审慎地产生的怀疑。英美国家往往从一般意义上进行解释，如英国将之界定为这样一种怀疑:“当你在日常生活中处理重要事务时，对你产生这种或那种影响的怀疑。”国内有学者主张用“排除一切合理怀疑”作为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以保证有罪裁判的正确性。笔者认为，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并不是要排除所有的怀疑，而是强调所排除的怀疑的合理性，只要怀疑是合理的，自然都要排除，因此没有必要画蛇添足。还有人认为，合理怀疑中的疑点是指那些影响案件事实认定的具有根本冲突的疑点或者重大疑点，如被害人身上的伤口与致害工具不相符、被告人口供与物证不能相互印证等;而那些一般疑点，如共犯就具体的犯罪时间表述不一致，不属于合理怀疑的范围。笔者不赞成这种观点。虽然说合理怀疑不能是吹毛求疵的怀疑，但在有些案件中，往往是无视那些不起眼的疑点而最终造成冤假错案。

其次，排除合理怀疑是要排除有正当理由的怀疑，而非任意妄想的怀疑。合理怀疑要求怀疑者能够说出怀疑的理由，而不能毫无根据地推测或者幻想。由于与人类事件相关的每件事情都存在一些可能或者想象的怀疑的可能性，因此，合理怀疑应当是法官或者陪审员根据理性对案内证据情况经过仔细思考后产生的怀疑。

第三，排除合理怀疑要求法官确信指控的犯罪事实存在。“排除合理怀疑”是一种带有浓厚主观色彩的表达，体现出普通法刑事证明标准认识论上的经验主义。人们在解释合理怀疑时，往往与大陆法系国家“内心确信”的证明标准联系起来，将之定义为“一种道德上的确信”。如英国刑法学者塞西尔·特纳就将合理怀疑定义为陪审员对控告事实缺乏道德上的确信，如果控方要证明被告人有罪，就必须将犯罪事实证明到道德上的确信程度。尽管“排除合理怀疑”与“内心确信”在表述上存在差异，但事实上并无本质区别，排除了合理怀疑，就意味着形成了内心确信，反之亦然。

最后，排除合理怀疑不要求达到绝对确定的程度，不要求百分之百的确定无疑。刑事案件事实是一种“过去的事实”，作为历史性事实，无论是当事人运用证据论证案件事实，还是法官运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都将难以用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来加以判定，都只是基于不完全的证据对过去事实真实性的证明。这种证明属于一种典型的“回溯性认识”，而基于回溯性认识的自身特点，无论裁判者确信程度多高，所认定的事实都不可能必然正确，而只能是一种盖然性或者高度盖然性。此外，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通常是难以用百分比进行精确量化的，因为对其进行量化解释“不仅可能降低控诉方的证明责任，而且会给陪审员带来理解上的混乱”。但理论上，仍有些学者试图给出一个相对确定的范围，如有人认为法官的确信程度应当超过95%的可能性，还有人认为有罪的可能性应在75%到90%之间。这种差异的存在，恰恰表明了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不具有绝对的确定性。

刑事诉讼关系到公民的自由甚至生命的限制或者剥夺，这就决定了对于被告人的有罪认定必须达到很高的证明标准。排除合理怀疑标准被认为是人类认识活动规律在刑事诉讼中的体现，它很好地反映现代社会的价值选择，能够实现“疑罪从无”的人权保障理念，确保事实认定者作出正确的决定，同时也有利于减少错判的风险，因此，它被认为是“自由社会最值得骄傲的方面之一”。新刑事诉讼法已经颁布并即将实施，我们有理由相信，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将在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两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作者分别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