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市制定地方性法规的规定
吉林省长春市人大常委会
长春市制定地方性法规的规定
（2001年1月16日长春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2001年3月30日吉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批准2001年5月16日公告公布施行 根据2003年8月29日长春市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2003年9月27日吉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批准的《长春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长春市制定地方性法规的规定〉第五十三条第二款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规范地方立法活动，完善地方立法程序，保证地方性法规质量，保障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推进依法治市，根据宪法、地方组织法和立法法等有关法律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地方性法规（以下简称法规）的制定、修改和废止，均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本规定所称的法规是指市人民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代表大会）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下简称常务委员会）制定，报经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下简称省人大常委会）批准，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实施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文件。
第四条制定法规应当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遵循宪法的基本原则，从国家整体利益和全市利益出发，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法规相抵触，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
第五条制定法规应当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障全市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地方立法活动，根据本市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科学合理地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与义务、本市国家机关的权力与责任，使制定的法规准确、规范、具体、适用。
第六条法规规范的内容应当包括：立法目的、立法依据、适用范围、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与义务、有关机关的权力与责任、法律责任、生效时间等。
第二章制定法规权限
第七条代表大会和常务委员会依法行使地方立法权。
代表大会制定本行政区域特别重大事项的法规和规范代表大会自身行使权力行为的法规。
常务委员会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代表大会制定和修改以外的其他法规；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代表大会制定的法规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与该法规的基本原则相抵触。
第八条属于下列情况，可以制定法规：
（一）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法规有授权规定的；
（二）为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法规在本市实施的；
（三）除国家专属立法权外国家和省尚未立法，本市实际需要的；
（四）市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根据需要应当制定法规的；
（五）其他属于地方性事务需要的事项。
第九条在法规中规定由市人民政府就某项事务另行规定的，市人民政府应当按照要求，在法规公布施行之日起３个月内做出规定，遇有特殊情况，可以延至６个月。
第三章代表大会立法程序
第十条代表大会主席团可以向代表大会提出法规案，由代表大会会议审议。
常务委员会、市人民政府、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以下简称专门委员会），可以向代表大会提出法规案，由主席团决定列入会议议程。
第十一条１个代表团或者１０人以上的代表联名，可以向代表大会提出法规案，由主席团决定是否列入会议议程，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是否列入会议议程的意见，再决定是否列入会议议程。
专门委员会审议时，可以邀请提案人列席会议，发表意见。
第十二条向代表大会提出的法规案，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可以先向常务委员会提出，经常务委员会会议依照法定程序审议后，决定提请代表大会审议，由常务委员会向大会全体会议作说明，或者由提案人向大会全体会议作说明。
第十三条常务委员会决定提请代表大会会议审议的法规案，应当在会议举行的３０日前，将法规草案发给代表。
第十四条列入代表大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大会全体会议听取常务委员会或者提案人的说明后，由各代表团进行审议。
各代表团审议法规案时，提案人应当派人听取意见，回答询问。
各代表团审议法规案时，根据代表团的要求，有关机关、组织应当派人介绍情况。
第十五条列入代表大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由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议，向主席团提出审议意见，并印发会议。
第十六条列入代表大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由法制委员会根据各代表团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的审议意见，对法规案进行统一审议，向主席团提出审议结果报告和法规草案修改稿，对重要的不同意见应当在审议结果报告中予以说明，经主席团会议审议通过后，印发会议。
第十七条列入代表大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必要时，主席团常务主席可以召开各代表团团长会议，就法规案中的重大问题听取各代表团的审议意见，进行讨论，并将讨论的情况和意见向主席团报告。
主席团常务主席也可以就法规案中的重大的专门性问题，召集代表团推选的有关代表进行讨论，并将讨论的情况和意见向主席团报告。
第十八条列入代表大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在交付表决前，提案人要求撤回的，应当说明理由，经主席团同意，并向大会报告，对该法规案的审议即行终止。
第十九条法规案在审议中有重大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的，经主席团提出，由大会全体会议决定，可以授权常务委员会根据代表的意见进一步审议，作出决定，并将决定情况向代表大会下次会议报告；也可以授权常务委员会根据代表的意见进一步审议，提出修改方案，提请代表大会下次会议审议决定。
第二十条法规草案修改稿经各代表团审议，由法制委员会根据各代表团的审议意见进行修改，提出法规草案表决稿，由主席团提请大会全体会议表决，由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
第二十一条代表大会通过的法规，常务委员会应当在代表大会闭会后的１０日内，向省人大常委会报请批准。
第二十二条经代表大会通过、省人大常委会批准的法规，由常务委员会在《长春日报》上发布公告予以公布。
第四章常务委员会立法程序
第二十三条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以下简称主任会议）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法规案，由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市人民政府、专门委员会，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法规案，由主任会议决定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报告，再决定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如果主任会议认为法规案有重大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可以建议提案人修改完善后再向常务委员会提出。
第二十四条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５人以上联名，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法规案，由主任会议决定是否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是否列入会议议程的意见，再决定是否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不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应当向常务委员会会议报告或者向提案人说明。
专门委员会审议的时候，可以邀请提案人列席会议，发表意见。
第二十五条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应当在常务委员会会议举行的１５日前，将法规草案和说明以及其他有关资料报常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应当在常务委员会会议举行的７日前，将法规草案发给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
第二十六条常务委员会会议第一次审议法规案，在全体会议上听取提案人的说明，由分组会议进行审议。
常务委员会会议第二次审议法规案，在全体会议上听取法制委员会关于法规草案修改情况和主要问题的汇报，由分组会议对法规草案修改稿进一步审议。法制委员会应当根据分组会议审议的意见，提出审议结果的报告和法规草案表决稿，经主任会议同意后，向全体会议报告，并交付全体会议表决。
常务委员会审议法规案时，根据需要，主任会议可以决定召开全体会议，对法规案中的主要问题进行讨论。
第二十七条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一般应当经两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后，再交付表决；各方面意见比较一致的，可以经一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后交付表决；部分修改的法规修正案，各方面意见比较一致的，也可以经一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即交付表决。
第二十八条常务委员会分组会议审议法规案时，提案人应当派人听取意见，回答询问。
常务委员会分组会议审议法规案时，根据小组的要求，有关机关、组织应当派人介绍情况。
第二十九条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由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议，提出审议意见，印发常务委员会会议。
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法规案时，可以邀请其他专门委员会的成员列席会议，发表意见。
第三十条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由法制委员会根据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有关的专门委员会的审议意见和各方面提出的意见，对法规进行统一审议，提出修改情况的汇报和法规草案修改稿或者审议结果报告和法规草案表决稿，对重要的不同意见应当在修改情况汇报或者审议结果报告中予以说明。对有关的专门委员会的重要审议意见没有采纳的，应当向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反馈。
法制委员会审议法规案时，可以邀请有关的专门委员会的成员列席会议，发表意见。
第三十一条专门委员会审议法规案，应当召开全体会议审议，根据需要，可以要求有关机关、组织派有关负责人说明情况。
第三十二条专门委员会之间对法规草案的重要问题意见不一致时，应当向主任会议报告。
第三十三条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法制委员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应当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
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应当将法规草案发送有关机关、组织和专家征求意见，将意见整理后，送法制委员会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并根据需要，印发常务委员会会议。
第三十四条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重要法规案，经主任会议决定，可以将法规草案在《长春日报》上公布，征求意见。各机关、组织和公民提出的意见，由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整理并印发常务委员会会议。
第三十五条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应当收集整理分组会议审议的意见和各方面提出的意见以及其他有关资料，分送法制委员会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并根据需要，印发常务委员会会议。
第三十六条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在交付表决前，提案人要求撤回的，应当说明理由，经主任会议同意，并向常务委员会报告，对该法规案的审议即行终止。
第三十七条法规案经常务委员会两次会议审议后，仍有重大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的，由主任会议提出，经全体会议同意，可以暂不付诸表决，交法制委员会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一步审议。
第三十八条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的法规案，因各方面对制定该法规的必要性、可行性等重大问题存在较大意见分歧搁置审议满两年的，或者因暂不付表决经过两年没有再次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审议的，由主任会议向常务委员会报告，该法规案终止审议。
第三十九条法规草案修改稿经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由法制委员会根据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进行修改，提出法规草案表决稿，由主任会议提请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表决，由常务委员会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
第四十条常务委员会通过的法规，应当在常务委员会会议闭会后１０日内，向省人大常委会报请批准。
第四十一条经常务委员会通过、省人大常委会批准的法规，由常务委员会在《长春日报》上发布公告予以公布。
第五章法规解释
第四十二条法规解释权属常务委员会。
法规有以下情况之一的，由常务委员会解释：
（一）法规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
（二）法规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规依据的。
第四十三条市人民政府、长春军分区、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专门委员会和县（市）、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法规解释要求。
第四十四条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研究拟订法规解释草案，由主任会议决定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
第四十五条法规解释草案经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由法制委员会根据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进行审议、修改，提出法规解释草案表决稿。
第四十六条法规解释草案表决稿由常务委员会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由常务委员会发布公告予以公布。
法规解释同法规具有同等效力。
第四十七条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可以对有关具体问题的法规询问进行研究予以答复，并报常务委员会备案。
第六章其他规定
第四十八条提出的法规案，应当附有法规草案文本及其说明，并提供立法依据与参照等相关资料。
法规草案的说明应当包括制定该法规的必要性和需要说明的问题。
第四十九条提出法规案应当签署。代表大会主席团提出的，由主席团授权大会秘书长签署；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提出的，由常务委员会主任签署；市人民政府提出的，由市长签署；专门委员会提出的，由主任委员签署；代表大会代表或者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联名提出的，由提案人共同签署。
第五十条审议法规案，应当审议法规案草案是否符合实际需要；是否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法规相抵触；是否与本市制定的其他法规相衔接；法规草案体例、结构是否适当；法律用语是否准确和规范。
第五十一条向代表大会和常务委员会提出的法规案，在列入会议议程前，提案人有权撤回。
第五十二条交付代表大会或者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表决未获得通过的法规案，如果提案人认为应制定该法规，可以按照法规规定的程序重新提出，由主席团、主任会议决定是否列入会议议程；其中未获得代表大会通过的法规案，应当提请代表大会审议决定。
第五十三条公布法规的公告，应当载明该法规的通过机关和日期、批准机关和日期。
法规公告公布后，常务委员会办公厅应当及时在常务委员会公报上刊登，在公报上刊登的法规文本为标准文本。
第五十四条法规修改和废止程序，适用制定程序。
法规部分条文被修改或者废止的，应当公布新的法规文本。
第五十五条法规根据内容需要，可以分章、节、条、款、项、目；也可以从实际出发，不分章节。
章、节、条的序号用中文数字依次表述；款不编序号；项的序号用中文数字加括号依次表述；目的序号用阿拉伯数字依次表述。
法规标题的题注应当载明通过的机关和日期、批准机关和日期。
第七章附则
第五十六条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１９９３年６月１４日长春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长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地方性法规的规定》同时废止。
关键词: 刑法第306条/律师/获得辩护权/平等原则/人权
内容提要: 刑法第306条辩护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不符合宪法第125条“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规定的辩护应对被告人有利、法律及司法机关应保护被告人获得辩护的自由而不是剥夺和限制、辩护是自由和免责的规范要求，而“引诱”与“引导”等中性词存在交叉导致法律的界限不清，即法律可能因为语义范围过广“意外”违宪；其设置本身所包含的对律师的定位不清，对律师、司法人员和普通公民差别对待而没有合理理由，过度设防导致歧视，违反了宪法的平等原则；同时立法本身的模糊性也不利于保护被追诉人和律师的人权。因此，刑法第306条违反了宪法第5条的规定，应该由立法机关进行修改。
1997年刑法修订时，为防止律师利用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和稍后制定的律师法中赋予他们的更广泛的权利进行违法行为，妨碍司法活动，新增了第306条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1]该条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提供、出示、引用的证人证言或者其他证据失实，不是有意伪造的，不属于伪造证据”。自其产生，对于该罪名的争论和诟病就不绝于耳，更有全国人大代表专门提出取消第306条的议案。[2]第306条被称为悬在律师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而2009年重庆打黑风暴中的李庄案，更是将这一罪名再次推上风口浪尖，理论界也再次掀起了研究热潮。[3]然而，所有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基于刑法学的角度，而鲜见宪法学角度的研究。本文拟从宪法学的角度检视刑法第306条中的律师伪证罪，[4]以期为长久以来争论不休的该罪名的正当性问题提供另一种思考路径。
一、刑法第306条不符合宪法第125条“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规定的规范要求
宪法第125条规定：“……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如何理解其规范要求呢？这需要做宪法解释。宪法解释主要采取文义解释、系统解释、历史解释和目的解释等方法。依据文义解释，该规定要求被告人有获得辩护的自由。从目的解释分析，辩护必须有利于被告人，同时被告人有权获得自由的辩护，辩护是免责的。也就是说，宪法第125条的规范要求是：辩护应对被告人有利；法律及司法机关应保护被告人获得辩护的自由，而不是加以剥夺和限制；辩护是自由和免责的。那么，刑法第306条是否符合宪法第125条的规范要求呢？
（一）刑法第306条与“辩护应对被告人有利”存在抵牾
刑事诉讼法第35条规定：“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该规定和举证责任的分配决定了律师可以通过寻找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来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辩护不仅是消极的防御，还是进行积极防御从而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的行为。辩护人有权也有义务运用一切合法手段寻找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包括运用技巧性的询问方式取得证人证言。而公诉方为履行控诉职能，会更多地关注有罪证据，难以全面收集可以证明被告人无罪的证据材料。控辩双方通过这种相互对立的收集证据的方式使诉讼权能趋于平衡。这种由双方各自举证的方式保证了收集证据的真实性和全面性。在法庭审判过程中，公诉人出示证据以证明犯罪事实的存在以及被告人应负的刑事责任；辩护人则提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材料，与公诉人进行抗辩。法庭在控辩双方辩论的基础上，通过对证据的核实，使需要证明的事实逐渐清晰，给法官运用证据进行定罪量刑提供了明确的思路和事实基础。而辩护人对有利证据进行遴选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合法的引导过程。但每一个人对事实的描述或认识都有偏差，与司法机关认定不符的都有可能被认为是诱导的结果，即引诱率可能是100%。那么，引导和引诱有明显的界限吗？关于引诱的含义，陈兴良教授从立法者解释、司法者解释和学理解释三个角度出发认为：“引诱必须采取一定手段，这种手段包括物质利益的引诱与非物质利益的引诱。”[5]引导是带着人向某个目标行动，目标就是一种引诱。可见两个词语存在交叉的地方。因此，根据宪法可以实施的“引导”却可能违反了刑法规范。
（二）刑法第306条严惩“引诱”行为限制了自由的辩护，从而限制被告人获得辩护的自由
自由就是做法律允许范围内的事情的权利，而“引诱”的模糊性及“违背”的“事实”尚未确定使得法律允许的范围不清晰。在行为的法律许可范围不明确的情况下，唯一安全的做法是什么都不要做。为避免风险，一些律师选择做消极辩护。消极辩护就是律师放弃调查取证权，只针对控方证据存在的问题或对法律的认识进行辩护；积极辩护则是律师拿出与控方相反的有利被告的证据来对抗控方的证据。调查取证权是法律赋予律师少数的专有权利之一，也是现代司法为实现控辩平等而作出的精良设计，更是被追诉人所获得的辩护权从消极的防御权向积极的防御权转化的必备武器。但由于律师不敢冒着涉嫌犯罪的风险去取证，必然导致刑事案件质量下降，当事人利益受损，进而使司法丧失公信力。实践中，对“引诱”的模糊界定导致司法实践中的任意解释，使大量律师因“引诱”获罪。正是因为这一内涵不清的概念限制了辩护人采取一切合法手段的辩护行为，导致刑事辩护率低，变相剥夺了被告人的获得辩护权。据有关调查显示，刑事案件中律师参与辩护率仅为30％左右。[6]辩护人因怕担“引诱”之名而畏首畏尾、缩头缩脚、如履薄冰，不能自由地选择辩护的方式。刑法第306条的规定不当地干涉了被告人的消极自由，并且其积极作为不是为被告人的获得辩护权提供条件和保障，而是限制了辩护人为被告人自由辩护的权利。
（三）刑法第306条严惩“引诱”这种言论行为侵犯了宪法第125条包含的律师在辩护过程中应有的职业豁免权
“引诱”很多时候仅是言论行为，抑或一个“眼神”。律师的辩护是其职业行为，应该如同人大代表一样具有豁免权，即“律师因执业行为及职务行为本身而产生的言论享有豁免权”[7]，不管是审前还是庭审中的言论，也不论是举证还是质证过程中的言论都具有豁免权。律师的职业豁免权并不是特权，而是律师职业道德（最大限度地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的自然补偿；也是为达到与控诉方“平等武装”从而形成“平等竞争”的必然要求。据此，“引诱”这一言论在一般意义上应具有职业豁免权。很显然，因“引诱”获罪违反了律师的职业豁免权。
二、刑法第306条违反了宪法中的平等原则
宪法第33条第二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宪法平等原则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反歧视与反特权。歧视是指被法律禁止的、针对特定群体或个人实施的、其效果或目的在于对承认、享有和行使基本权利进行区别、排斥、限制或优待的任何不合理的措施。[8]禁止歧视与平等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因为平等并不反对任何差别，但却反对没有合理依据的区别对待。因此，“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在本来的意义上，不是禁止在法律上任何差别的意思，……禁止被认为是基于不合理的理由的差别”。[9]没有理由的差别对待则构成歧视，而歧视的普遍性和长期性使得“对作为平等原则的消极方面的特权和歧视的特别禁止是出于抵制法律和法律实践中特定的、根深蒂固的不平等的政治需要”[10]。
平等原则作为人权保障的一项基本原则，主要用来约束立法。它要求立法机关在立法时必须严格遵循平等原则，即相同情况同等对待，不同情况区别对待。立法者不得随意设定法律内容，而是应当受到宪法规范的支撑与制约。那么，立法者便有义务制定符合宪法精神与宪法规范要求的法律规范，以保障宪法目的的达成以及宪法价值的实现。因此，平等原则自然要求对赋予特权或设定差别待遇的法律内容加以合宪性审查。犯罪与刑罚作为法律保留的事项，当然应该受到宪法平等原则的规范，“司法就其本质而言，就是平等”[11]。这就意味着司法应该平等地对待公民，“司法并不在一个人与另一个人之间作出区别：既然这两个人都具有人的特征，他们在司法的眼中就是平等的”[12]。
（一）刑法第306条是对律师的无恰当理由的差别对待
要确定刑法第306条是否符合宪法中的平等原则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考察：第一，给予律师单独立法并特别处罚是否具有宪法上的合理依据？即是否需要差别对待；第二，如果单独立法并给予特别处罚是合理的，那么其程度是否也是合理的？即差别对待是否合理。前者可以从立法者制定法律时的立法政策及其所欲实践的目的考察；后者主要从立法手段和立法目的之间的关系考察，即“禁止国家权力过度侵害和限制公民的权利和自由”[13]。
首先，立法目的没能说明对律师进行差别对待的合理性。关于设立刑法第306条的目的，1997年3月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汉斌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所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订草案）〉的说明》中没有提及。但从人大代表张燕律师于2000年提出“建议取消刑法第306条”的议案后，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01年作出的答复中可以看出。该答复认为，随着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权利的增大，其违法的几率也增大，为了防止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违法行为，有必要设立刑法第306条；而且，第307条与第306条在犯罪客观方面不同，不能合并；对于执法人员以此为根据对律师进行职业报复的问题，[14]则还在研究中。
笔者以为，刑法将一种主体的犯罪特殊化，在普通法条所规定之罪外，以专门的单独条款来规范，应出于两种情况：第一，只有该特殊主体才能实施这一行为，其他人没有条件实施该行为；第二，该特殊主体实施与其它一般主体相同的行为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普通条款所规定的法定性已经不能涵盖特别法条所规定之罪的处罚要求，需要加重处罚。该罪的犯罪主体，并不应具有唯一性，其他主体如检察官、法官、普通公民都可以成为这一行为的主体。从社会危害性来看，律师实施这一犯罪行为与一般主体实施这种犯罪既没有质的区别，也没有量的差异。尤其是司法人员“执法犯法”的危害性并不比律师“知法犯法”的危害性小。2007年修订后的《律师法》规定，律师是“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它还规定：“律师应当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法官法》规定，“法官是依法行使国家审判权的审判人员”，“法官必须忠实执行宪法和法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检察官法》规定，“检察官是依法行使国家检察权的检察人员”，“检察官必须忠实执行宪法和法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从上述关于律师、法官、检察官的规定来看，三者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共同承担维护法律尊严和社会公平正义的职责。但三者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和作用是不一样的。律师身份经历了从“国家法律工作者”[15]到“社会法律工作者”[16]再到“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的演变，其职责也经历了从“为国家服务”到“为社会服务”再到“为当事人服务”的变化。身份和职责的变化导致其承担的社会责任的变化。律师的职责主要是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可以说，律师“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职责是通过“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来实现的，“辩护律师的职责只有一个焦点、一项责任和一种忠诚，那便是为我们的当事人服务，而无须多虑由案件本身或我们的辩护行为所引发的任何其他后果。……我们的当事人有权要求我们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寻找并利用一切于他们有利的因素”[17]。而法官和检察官作为行使国家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司法人员，其主要职责是“忠实执行宪法和法律”，并代表国家行使职权。台湾某学者从辩护人与检察官的区别角度说明了此问题：“辩护人为被告正当利益之保护者，亦即为保护被告之利益而附带协助刑事司法之公正实施，在此意义下，辩护人处于公益地位。然而辩护人之公益地位异于检察官之公益地位，盖检察官为站在具体国家目的之立场为追诉犯罪，借以维持社会秩序，但辩护人仅为保护被告之正当利益，以免无辜之人受国家处罚，或犯轻罪者受罪重之处罚，是其所关心者仅为个人之保护，不在于全社会之保护，由此所见，二者之公益地位所着重者，不完全相同。”[18]从这一意义上说，司法人员“执法犯法”比律师“知法犯法”的社会危害性更大——其执法犯法不仅损害个案中当事人的权利，更会损害司法的公信力。刑法第307条对其妨害作证的行为加重处罚就是明证。
可以说，我国关于以律师为主的辩护和诉讼代理制度的法律，无论是实体法还是程序法，从立法意图上看，都是以对律师职业行为进行规范为主导，而不是对律师权利的保护为主导。从该条的立法背景来看，表现出对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在刑事诉讼中能否正确把握其角色的怀疑，通过该法条的威慑作用来规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行为，客观上的效果可能是以牺牲促进法治文明的在我国目前还不完善的刑事辩护与代理制度尤其是律师刑事辩护制度为相应代价。
由此可见，答复中以律师在实践中有违法行为为由而采取专门立法显然没有论证第306条存在的合理性：在实践中司法人员伪造证据、毁灭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违法行为绝不比律师少，且其危害性更大，[19]但刑法并没有对此单独立法而仅仅在第307条中作为加重处罚的情节。因此，从答复中阐明的立法目的来看，无论是从犯罪主体是否唯一，还是从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来看，对于律师的差别对待都是不合理的。
其次，给予律师更重的处罚是差别对待的另一表现。一方面，从犯罪构成来看，第307条的成立条件明显高出第306条。一是第306条包括三种犯罪行为，而第307条没有包括“毁灭、伪造证据”；二是第306条规定只要“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即构成犯罪，而第307条则必须达到“以暴力、威胁、贿买等方法阻止作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的程度，而前者又是非常主观且随意性非常大的行为，实践中律师多是因此获罪；三是就帮助当事人伪造、毁灭证据而言，第306条中“情节严重”是法定刑升格的条件，而在第307条中“情节严重”是犯罪成立要件。答复认为“刑法对这两条分别加以规定主要是为了区分两罪的特点和界限，保证司法机关准确应用法律，打击犯罪”，恰恰说明立法者对没有必要进行差别对待的律师进行了差别对待且给予了律师更重的处罚。另一方面，第306条中律师“引诱”与司法人员“引诱”的法律后果不同。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在刑事诉讼法理论上一般将非法收集证据的行为分为两种：逼供和诱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5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被告人供述和以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人证言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属于非法言词证据。”第2条规定：“经依法确认的非法言词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刑法第247条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可见，我国只把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对于司法人员的诱供行为，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查证属实后只是对有关供述不予采信，并不认为是犯罪，第307条亦无诱供的规定。而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律师，在调查取证中的引诱行为则被定性为犯罪行为。
综上，对律师单独立法和给予更重的处罚的差别对待是没有合理理由的，构成了对律师的歧视。
（二）刑法第306条对律师的惩罚不符合比例原则
此外，除去刑法第306条本身是否合理不谈，仅从该法条所采用的惩罚手段与所欲达到的目的来看。宪政意义上的比例原则是调整国家权力和公民个人权利之间关系应坚持的一项基本准则，泛指国家权力行使要妥当、必要、均衡、不过度、符合比例，不得对公民个人权利造成非法侵犯。它包括三项子原则：手段符合目的的妥当性原则、手段所造成的损害最小的必要性原则和手段对个人的损害与产出的社会利益相均衡的原则。而必要性原则更受到各国普遍重视。它要求立法者衡量立法手段和立法目的之间的关系，在法律所确认的侵犯手段能够达到立法目的的前提下，还应选择更为轻缓的措施。在刑法第306条中，从对证据的认定来看，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以上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由此可知，辩护律师所提出的材料在被采纳为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以前，都是有待查明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的证据材料。伪证最终“面临证据提交和审查环节。如果证据尚未提交就不涉及、不具有证据的法律形式外观，就不能成为最终意义上的证据”[20]。对此控方完全可以在诉讼过程中提出质疑，从而将这一证据材料排除出证据范围。另外，证据分一般性证据和关键性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或威胁、引诱证人也有情节轻重之分。针对律师的伪证情节的不同，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如律师法第49条规定：“律师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给予停止执业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的处罚，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吊销其律师执业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四）故意提供虚假证据或者威胁、利诱他人提供虚假证据，妨碍对方当事人合法取得证据的。”刑法是其他法律规范的保障法，不可越俎代庖。应当把一般的律师伪证行为交由“律师协会”之类的行业自治组织来处理，只有严重的伪证行为才纳入追究刑事责任的范围。因此，不考虑定案的证据与证据材料、一般性证据与关键性证据的区别，无一例外地将所有伪证行为采用刑法规制，违反了必要性原则。
三、刑法第306条不利于保护律师和被追诉人的人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