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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司法警察管理体制改革

周立峰


　　我国人民法院司法警察的设置与发展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经历了曲折起伏的发展进程。建国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革命据地相继建立了人民审判机关。如土地革命时期的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临时最高法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裁判部和抗日战争期间边区法院等等。这一时期没有明确规定人民审判机关设专职司法警察，但规定人民审判机关调用赤卫队、警卫员、民警等人员执行司法警察职务。建国后，1950年中央决定将执行不同任务的警察统一命名为中国人民警察。1951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统一了人民法院的组织体系，其中规定：“县级人民法院设法警，省级人民法院设法警若干人”。这是首次从法律上对人民法院司法警察设置做出明确规定。1954年9月2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又取消了人民法院设置司法警察的规定。虽然法律上予以取消，但仍然有一些法警在法院开展工作。1956年5月，公安部、财政部、司法部、国家人事局联合下达通知，决定自1956年7月1日起将各级人民法院司法警列为中国人民警察的警种之一。1957年6月25日国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条例》，其中对司法警察的职责做了明确规定。为人民法院司法警察依法执行职务提供了法律依据。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中，公检法的工作遭到严重破坏，司法警察队伍也难逃扼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1979年7月1日五届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明确规定：“各级人民法院设置司法警察若干人”，正是这一明确规定推动了人民法院司法警察队伍的发展壮大。1983年9月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决定，保留了关于人民法院司法警察设置的条款。1992年7月人民法院司法警察与其他警种的人民警察一样实行了警衔制度，标志着司法警察队伍建设步入了正规化、现代化的发展轨道。

　　据统计截止1998年底，全国法院共有司法警察24559人，占全国法院干警总数的8％，司法警察队伍的发展壮大，对于确保审判工作的顺利开展，对于维护法律尊严，保证生效判决文书得到及时公正实施，对于妥善处理发生在审判环节的突发事件，保障诉讼参与人及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实现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特别是近几年来，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工作空前发展，机构建设初具规模，职能日益广泛，管理开始规范，素质有所提高。但是，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法院各项改革的深入，法警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更显突出，旧的问题没有解决，新的问题不断出现，这些问题集中表现在法警队伍现状与法院工作的四个不适应。
　　一是与法院改革发展的总体形势不相适应。近几年来，人民法院以公正、公开、公平、高效廉洁为目标，展开了涉及面广、力度大的重大改革。在全面实行公开审判，深化审判方式改革，理顺合议庭、审委会职责，建立符合审判工作特点和规律的管理体制以及加快人事制度改革和法院内部机构改革方面都有具体措施，让人耳目一新。与此相比，法警工作整体改进不大，工作仍沿着旧思路、旧体制运行。尽管也有一些探索和试验，但都是在原有基础上的修补和完善，改革步伐明显滞后。法警体制改革尚没有引起有关方面足够的重视，也没有切实可行、改革创新的有力举措，法警工作落后于法院整体工作。
　　二是法警录用机制不适应。我国人事制度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竞争、择优、公开公正、能上能下的用人机制，而现行法警录用缺乏公平竞争、择优录用，随意性很大。而且法警的国家干部身份和较低的门槛，使该岗位成为某些权力部门及干部安置子女的热门岗位。造成录用人员鱼龙混杂，良莠不齐。法警队伍出口不畅，又使一些不适宜做法警工作的人调不出去，影响法警整体素质，法院仅凭自身能力化解这一矛盾，显然力不从心。
　　三是法警素质不适应。一是体能、技能不适应。由于沿用机关干部管理模式进行管理，法警体能弱，技能低，年龄老化，军事素质不高，战斗力不强的现象相当普遍。以我院为例，现有法警36人，其中年龄在40岁以上的16人，占总人数的50％，25岁以下的仅有2人。在他们中间部队复员的占64％，但最短的也离开部队10年。年龄偏大，训练困难，越来越难以承担繁重的执法任务。二是知识水平不适应。现有法警中文化程度偏低的占有相当比例，由于工作性质和自身条件限制，提高文化水平，学习法律知识，扩展知识面，钻研业务难度较大。三是工作能力不适应。法警兼职过多，有的兼司机，有的兼行政管理，有的甚至常被派出去参加治安管理、计划生育、催粮派款等额外工作，法警不能专司本职业务，造成忙于事务的多，研究业务的少，没有机会锻炼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无法做到人尽其才。
　　四是管理体制不适应。按现行体制，法警进了法院门便是国家正式干部，端上了铁饭碗。年龄超出规定后必须转岗从事其他工作，法院岗位不多。定员编制有限，安置大龄法警压力很大。由于转岗安置又在工资、警衔、福利、待遇方面引伸出不少问题，影响法警工作积极性和法院队伍稳定。
　　二、改革的方向与思路
　　困扰法警队伍建设诸多问题的关键症结在于用人机制与管理体制的错位，人民法院司法警察管理体制必须改革。改革的方向是：改革长期沿用的招收录用法警为聘用法警或者取消法院的法警编制，在武警部队内设立法警总队，承担法警职责。改革长期存在的行政管理方式为军事管理方式，建立起符合审判工作规律和特点的法警管理体制。思路是：在现有《人民法院组织法》不做修改的前提下，突破法警是国家正式干部的旧观念，对司法警察实行类似兵役制的用人机制。面向社会招聘符合法警条件的人员担任，法警职务，实行二至四年的聘用期限，服务期满或者不具备法警任职条件的人员可以依合同予以解聘。法院的司法警察机构仅保留少量骨干担任管理工作，对招聘法警进行教育训练，组织管理，指挥他们完成法律赋予的任务。
　　改革是解决法警队伍建设存在问题的唯一出路。一条思路是将现行的录用制法警改为聘用制法警。另一条思路是在法院取消法警编制，在武装警察部队内设法警总队。这两条思路都可以解决法警职能从终身任期为有限任期，从行政管理为军事管理的问题，是法警管理体制改革比较可行的办法。首先，按照现行《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条例》的规定，法警是法院干部队伍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参加诉讼活动的法定成员。必须由年龄25周岁以下，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员担任该职务，同时又规定法警在年满35周岁时应予转业，不再担任法警工作(管理人员除外)，这就明确了法警任职的阶段性。实行聘用制，不再给予国家正式干部身份正是为了适应任职阶段性。其次，按惯例大龄法警或被转为书记员、执行员、行政管理人员，有的还转入审判庭工作。但是随着法院各项改革措施的逐步到位，司法警察、书记员单列体系已成定局，越来越多的法律本专科学历的人员将从事这项工作。199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又对初任法官确定了必须通过专业考试的规定。担任法官职务的条件更加严格，法警直接转为书记员、法官已不可能。而由于法警工作性质和自身条件影响，能够通过初任法官资格考试的人并不多。不改革法警用人机制，法警队伍建设必将走入死胡同。第三，如果实行武装警察担任法警工作，就从根本上解决了法院法警队伍的老化，体能和军事技能不高的问题。对于法警所需的法律知识问题，通过学习不难解决。无论是实行武警履行法警职能还是实行对法警实行聘任制，只有实行军事管理才能保持这支准军事化队伍始终具有较强的战斗力。也才能实现最高法院提出的上下左右形成一体，有利于统一指挥，统一管理，集中调度，提高整体战斗力的奋斗目标。而实行类似兵役制的录用制度为实行军事化管理创造了条件。
　　三、改革效果分析
　　1．改革法警录用机制实现了公开公正，公平竞争，择优录用，符合干部人事管理制度改革的方向。实现了用人上的规范化和选择性。法院可以根据各自对法警的要求，依据《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条例》规定，制定严格的标准，选择符合条件的人员担任法警职务，从而较好地解决了法警来源的问题。
　　2．改革法警录用机制可以保证法警个体的高质量、高素质。聘用法警年龄结构合理，军事技能基础好，知识水平较高，队伍充满生机。由于实行聘期界定的方式，实现了能者上、劣者下的竞争态势，法警感受到工作有压力，学习有动力，充满了危机感和紧迫感，奋发向上将成为主旋律。竞争意识增强，综合素质提高。保持法警队伍始终具有较强战斗力就有了可靠的保证。
　　3．改革法警录用机制可以促进法警队伍管理更加现代化。最高人民法院对司法警察管理工作的要求是：队伍建设革命化，管理制度正规化，教育训练经常化，警务装备现代化。法警整体素质的提高，为实现上述目标创造了条件。用人机制的改革使法警管理增加了强度和力度，管理手段也更加灵活有效。完全可以严格要求，严格训练，严格管理，实现法警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正规化。
　　四、聘用法警的法律地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四十一条第三款明确规定：“各级人民法院设司法警察若干人”。这是对于法警法律地位的确认。只要被人民法院依法任命担任司法警察职务的人员，就有权依法履行法警职权，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至于法警的任职方式、身份，法律并无明确规定，法律也没有规定司法警察必须具备国家正式干部的身份。法警任用条件只在文化程度、年龄、政治思想、身体状况等方面有明确要求。任何社会青年只要符合法警任职条件均有权竞争这一职位，一旦与法院聘用合同关系成立，在合同有效期内就是司法警察，有权依法履行法警职权，恪守法警义务，享有法律赋予法警的合法权益。所以说聘用法警与任用法警、武警与法警在依法履行职责上的法律地位完全一致，是不容置疑的。
　　对于武警部队担任法警工作的人员，和聘用法警一样都可以依法授予警衔。当然，由于武警和聘用法警年龄较轻，工龄及其他条件影响不可能授予较高警衔。他们的经济待遇，应该依据工作强度、难度及危险程度给予考虑，还应该按有关规定为他们办理养老、医疗、意外伤害保险，以使他们免除后顾之忧，全身心地投入法警工作之中去。
　　司法警察管理制度的改革是一项全新的事业，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打破旧观念，冲出旧框框，用改革创新的精神大胆探索，勇于实践，同时积极借鉴国外作法为我所用。只有这样才能走出符合审判工作规律，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警察队伍建设的路子，为依法治国做出更多的贡献。


黑龙江省东方红林区基层法院孙兆林 周立峰
　　行政诉讼第三人问题是行政审判实践中经常遇到的问题，在行政诉讼中如何确定第三人的问题，是行政审判实践中争议较多的问题之一，也是困扰行政审判工作的难点之一，本文现就行政审判制度中有关第三人的问题略抒己见，以起到抛砖引玉，达到完善行政诉讼第三人制度的目的。审判实践表明，只有掌握有关第三人的基本理论问题，才能正确确定第三人，从而保证人民法院正确及时审理行政案件，保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实现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

　　一、行政诉讼第三人的特征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27条的规定，所谓行政诉讼第三人，就是指因与被提起行政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通过申请或法院通知形式，参加到诉讼中来的其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行政诉讼第三人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一)行政诉讼第三人是与本诉所争议的诉讼标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

　　行政诉讼第三人，本来的含义就是除原告、被告以外的第三人，他参加到原告与被告的诉讼中来，必定与本诉有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就是他与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即第三人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该具体行政行为已经在客观上调整或涉及到了作为第三人的权利义务，所以该具体行政行为在法律上的存在与变动，就直接决定了被行政行为所调整或涉及的第三人的行政法或民法上的权利义务变化。提起行政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必须直接影响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特定权利和利益，才能视为行政诉讼意义上的“利害关系”。并且行政诉讼意义上的“利害关系”应源于行政法律关系，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同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国家行政机关之间存在的法律关系。这种法律关系既有第三人与被告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也有第三人与原告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还包括第三人与原告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第三人参加诉讼的目的，既有维护第三人自身合法权益的需要，也有全面查明案件事实和全面正确解决纠纷的考虑。因此，第三人的根本特征是他与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或者与本案诉讼结果有利害关系，也就是与具体行政行为有直接或间接的利害关系，这也是第三人参加诉讼的根据。行政诉讼第三人同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利害关系，具体可以分为以下三种：

　　l、在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以两个以上当事人为对象所形成的行政法律关系中，原告以外的当事人与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

　　2、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影响到原告与他人之间特定的民事法律关系；

　　3、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涉及原告与其他行政机关之间的特定行政法律关系。

　　(二)行政诉讼第三人须是参加到他人诉讼中来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

　　行政诉讼第三人并非原来就不可能成为原告，只是没有作为原告起诉。所以，他所参加的诉讼只能是别的主体之间的诉讼，即本诉。既然如此，那么，他就是在本诉程序已经开始尚未终审判决以前加入，他在这个阶段均有权申请参加。在他人开始诉讼之后，认为有必要参加诉讼的，第三人才申请参加诉讼或者被法院通知参加诉讼。这个参加诉讼的时间差是第三人与原告的重要区别。一审程序和二审程序只是同一完整诉讼程序的两阶段，只要一审判决没有生效，第三人随时可申请参加二审诉讼。如果在第一审程序中第三人没有参加诉讼，在第二审程序中第三人要求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应该允许，因为第二审程序已经开始，整个案件审理尚未终结，这样做有利于第二审人民法院查清案件事实，对第一审判决作出客观正确的评价，避免损害第三人的利益，发生错判。

　　(三)行政诉讼第三人在法律上有独立的诉讼地位

　　第三人与原告或被告均不一样，他参加到诉讼中来，既不是为了维护原告的权益，也不是为了维护被告的权益，而是为了维护自己独立的合法权益，第三人既不必然地依附于原告也不必然地依附于被告，他自己有独立的诉讼地位，即使其诉讼主张与原告或者被告可能一致或部分一致，但是，第三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他也既不会依附于原告也不会依附于被告，可以提出自己的请求，也可以发言、辩论、对第一审判决不服有权提出上诉等等。第三人参加诉讼可充分陈述自己的意见，提供证据，为维护自己的主张参加辩论，从而有利于法院倾听各方面的意见，全面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达到降低诉讼成本，正确、及时审理行政案件的目的。

　　二、行政诉讼第三人的种类

　　行政诉讼第三人从总体上可以分为原告型第三人、被告型第三人和证人型第三人。所谓原告型第三人，是指享有诉权的公民没有在法定期限内起诉，而是参加他人提起的行政诉讼的第三人。所谓被告型第三人，是指应当作为被告参加诉讼，但因原告不指控，而被法院作为第三人通知参加诉讼的行政机关。所谓证人型第三人，是指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主要作用是协助法院查明案件事实的第三人。从《行政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审判实践和学理通说来看，行政诉讼第三人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一)行政处罚案件中的被处罚人或被侵害人，均可以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在行政处罚案件中，特别是在治安处罚案件中，不但有被处罚人，还有被侵害人。如果被处罚人不服处罚作为原告提起诉讼，另一方被侵害人则可以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如果是被侵害人对处罚不服而以原告身份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被处罚人也可以第三人名义参加诉讼。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一百零二条规定：被处罚人对治安管理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根据上述规定，被处罚人或者被侵害人均可以作为原告提起诉讼，他们也就均可以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治安行政案件中，行政处罚的内容与被侵害人和被处罚人的权益密切相关，如果被侵害人认为行政处罚显失公正，起诉要求加重对被处罚人的处罚的，被处罚人可以以自己的权益将受到影响而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这样被处罚人就与公安机关之间存在着行政法律关系；如果被处罚人起诉，要求撤销或减轻对他的处罚，被侵害人也可以申请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这样被侵害人与被告公安机关之间没有行政法律关系，但是与被处罚人受治安管理处罚的行为有法律关系，也应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总之，行政处罚决定的内容不仅关系到被处罚人的利益，也与被侵害人的权益密切相关，根据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不论是被处罚人或者是被侵害人都与行政处罚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都具有行政诉权，因此，都有资格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二)行政处罚案件中的共同被处罚人，其中未提起诉讼的人，可以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行政机关就同一违法事实处罚了两个以上共同违法的人，其中有的起诉了，有的没有起诉，未起诉的人是否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应区别情况对待。

　　1、如果起诉人对共同违法事实的认定和行为的定性都无异议，只对处罚结果不服而起诉，那么其他未起诉的人不能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这是因为未起诉的人与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2、如果起诉人因对共同违法事实的认定有异议或是对违法行为的定性以及违法责任的大小的分配有异议而起诉，那么没有起诉的其他被处罚人可以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这是因为行政处罚不是针对原告一个人作出的，而是针对包括其他未起诉人在内的共同实施违法行为的多人作出的，人民法院审查行政处罚行为是否合法、适当，必然要对各个共同被处罚人共同实施违法事实进行全面审查，分析比较各自在违法行为中所起的作用，以及依法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的大小，从而正确衡量行政处罚是否合法、适当，判决维持、撤销或变更。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原告的诉讼请求是什么，也无论人民法院作出的裁判结果如何，在人民法院尚未对案件进行全面审理并作出裁判以前，都很难确定其他未起诉的被处罚人与被诉行政处罚是否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所以，在共同被施以行政处罚的人中一部分起诉，一部分未起诉的情况下，未起诉的当事人应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三)确权行政案件中主张权利的人，可以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依照法律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之间发生民事权益纠纷，有些需由行政机关进行确权裁决。在确权行政案件中，主张权利的人与被告行政机关之间存在着行政法律关系。当行政机关对权利归属纠纷进行裁决之后，如果一方不服向法院提起诉讼，经行政裁决已享有权利的另一方就面临失去该项权利的危险，因而他与提起行政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可以以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其主要有以下几种案件：

　　l、土地确权行政案件中主张权利的人，可以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如甲乙两人争执某块土地的使用权，国土局确定该争执地使用权归甲，乙不服向法院起诉，要求撤销国土局的确权决定，这时甲就面临着失去该块土地使用权的危险，甲就可以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2、其他如草原、滩涂，水面等自然资源的确权案件及专利确权案件中主张权利的人都可以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如甲乙两人因专利权归属发生争议，经专利局确认该项专利权为甲所有，乙不服提起诉讼，要求撤销专利局的确权决定，这时甲就面临失去该项专利所有权的危险，可以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四)应当追加被告而原告不同意追加的，法院应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