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进出口商品检验局、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关于印发《对外援助物资检验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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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程序正义的人性标准

李伟迪 曾惠燕

【摘要】程序正义是人们追求的对象，什么样的程序是正义的？必须考虑设立程序的目的，设立程序的最终目的是程序当事人权利的保护，可以说程序是当事人权利的大宪章。当事人权利来源于何处？最终来源于设立程序的人的人性需求。因此符合人性的程序是正义的程序，反之，就是不正义的，程序正义的标准就是程序的人性标准。
【关键词】程序 正义 人性

一、问题的提出
“程序正义”一词通常有二方面的意义，其一，指按法定程序办事过程所体现的正义。例如，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8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是本案的当事人或者是当事人的近亲属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也有权要求他们回避。如果按本条做了，至少在审判侦查、起诉和审判的组成人员方面就是正义的，否则就是不正义的，因为“任何人都不应当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其二，指符合某种标准的程序所体现的正义。如上例，如果诉讼法没有规定司法人员是本案的当事人时应当自行回避，就不是正义的程序，因为它忽视了人的趋利性。符合什么标准的程序是正义的？即程序正义的标准是什么？
程序正义的标准依其内容可分为技术标准和价值标准，前者如立法的简明扼要、逻辑的缜密、期限设计的恰当等，后者如保护当事人的隐私、尊重当事人的人格、允许当事人申辩等。技术标准以立法经验和客观存在为依据，价值标准以程序立法的目的为依据。本文着重讨论程序正义的价值标准。
从逻辑推论，对程序正义的价值标准的研究，应该与程序立法的历史同步，虽然我们现在还无法断定程序正义价值标准研究起于何时。但是，自觉的系统的研究仅仅开始于二十世纪的七十年代，在我国则是上世纪末。1977年美国杜克大学教授米奇尔曼在《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的形式与协作目标》中，阐述了程序正义的价值标准：尊严价值、参与价值、威慑价值和实现价值。 1981年耶鲁大学教授马修发表《行政性正当法律程序：对尊严理论的探讨》，提出了程序正义的尊严价值理论。 陈瑞华评论说：“马修尊严理论的核心，其实就是强调在法律程序的设计和运作中使那些利益受到影响的人获得基本的公正对待，从而具有人的尊严。就是必须通过法律程序本身得到实现的目标，也是一项法律程序公正与否的尺度。” 与马修同时代的康乃尔大学的萨默斯教授、佛罗里达州立大学贝勒斯教授提出或深化了类似的观点。陈瑞华认为，程序正义有六个要素：参与、中立、对等、司法理性、及时性和终结性。 以上中外学者对程序正义的研究有历史性贡献主要有：第一，确立了程序的独立价值地位，提出了程序正义的命题，程序不再是实体法的附庸。第二，在肯定程序正义品性基础上，意识到衡量程序正义的标准问题。第三，初步提出了衡量程序正义标准：尊严、平等、参与、隐私、可预测、透明、中立、理性、及时和终结等等，提出了设计程序法律的基本原则和价值目标，深化了程序正义的理论基础，特别是把程序正义标准与程序关系主体即人的尊严联系起来，是其突出成就。但是，其不足仍然是明显的：第一，尊严、中立等价值标准不足以概括程序的正义内涵，例如，程序设计是否应该考虑程序主体的生存、亲情、自由和发展？第二，尊严、平等、参与、隐私等价值标准既是对立又是统一的，那么统一于什么？应该有一个共同的东西把它们统一到程序正义的旗帜下。第三，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应该是对立统一的，不能为了强调程序正义而割裂程序和实体二者的联系。本文从人性的角度，试图系统论证程序正义的人性价值标准及其理论基础。
二、人性的基本内涵
人性是什么？众说纷纭。 笔者认为，基本人性是人的生存、尊严、亲情、名誉、自由、发展等需求倾向。
卢梭说：“人性的首要法则，是要维护自身的生存。” 生存是人类历史的前提。在人的幼年，生存是一种本能，过了幼年阶段，人的生存欲望就超越了本能，总是带着一项或多项“任务”生活着。人因珍爱自己的生命而珍爱他人的生命，自己要生存，就必须让别人能生存。人类一开始就是群体的生活方式，原始社会最严厉的处罚，就是把人赶出部落。今天的个人似乎越来越独立了，其实不然，人们的相互联系和依靠越来越重要了。
尊严就是把人当作人看待，是人的普遍的需要。尊严是人特有的生活方式，没有尊严，特别是没有内心的尊严，就不成为人。人的尊严，基于人的自然属性，与一个人的权力、金钱、寿命、相貌等无关。尊严像空气一样，不引人注意，却非常重要。
亲情是人对其关系密切的人的眷恋和关爱，有父母子女亲情、夫妻亲情、朋友亲情、种族亲情等等。父母子女亲情以血缘为基础，是亲情的核心，不可替代。夫妻亲情俗称爱情，以性为基础，但不止于性，包含着互相尊重、互相依恋、彼此关怀的道德情感。
名誉是社会对一个人的评价。周恩来曾称名誉是人的第二生命，亚当·斯密称人最大的不幸是名誉上不应有的损失。人们曾询问托尔斯泰创作的动力，他出人意料地答道：对于荣誉的渴望。所以，德国伦理学家弗里德里希·包尔生说：“最高的名望和荣誉是大多数曾给历史带来转折点的人们的最强有力的动机——在亚历山大、凯撒、弗里德里希、拿破仑那里就是这样。而且，假如在人的记忆中没有对荣誉、名望和不朽的憧憬，伟大的精神和艺术成就也就不可能获得。” 人人都希望自己有个好名誉，因为名誉与自己的利益和价值有一致性。小孩从懂事开始，就希望被他人的称赞，这种希望一直伴随着其生命旅程。
自由也是基本的人性。人的自由是多元的、多层次的，从其存在形式看有思想自由和行动自由。帕特利克·亨利曾喊出：“不自由，勿宁死”，康德则认为自由是唯一原始的人性权利。卢梭说：“放弃自己的自由，就是放弃去做人，就是放弃人类的权利。” 中国古代缺少自由的精神，严复在翻译约翰·密尔《论自由》的时候，怎么也找不到“liberty”的恰当的对应词，他非常焦虑，推开窗户，低吟柳宗元的诗：“破额山前碧玉流，骚人遥驻木兰舟，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萍花不自由”。他由此才得到灵感。
发展需求是人的特性。人的需要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永不满足。在一种低层次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以后，仅仅会有一段短时间的“高峰体验”，人还会产生更高层次的需求，人永远在追求之中，追求的最后目标是人永远不能达到的目标。希望能够按照自己所希望的方式生活，就成了人所特有的一种需要：自我发展的需要。
如果说人性的内容呈现无限多样性，以上探讨的生存、尊严、亲情、名誉、自由、发展等是基本人性，那么，人性还有更广泛的内容，如认识、学习、创新、自觉、自控等等都是人性的表现，只不过与前列相比，具有继发性特征，后列是基本人性的拓展和深化。基本人性普遍地绝对地存在，不以财产多少、地位高低、宗教信仰、职业特性、文化程度、地理气候、种族肤色为根据，只要是人就有人性。
三、程序正义人性标准的实证分析
以刑事诉讼法中的逮捕为例。为什么设立逮捕制度？按刑事诉讼法第60条第1款规定，设立逮捕制度的目的是防止社会危害性发生。社会危害性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跑，对侦查活动的干扰，继续犯罪或可能给被害人、证人带来的威胁。犯罪嫌疑人逃跑和妨碍取证，是为了规避法律制裁。犯罪嫌疑人为什么要规避法律制裁？就是避免自己的名誉和自由等权利受到贬损和限制。詹姆斯·威尔逊和理查德·赫恩斯在《犯罪与人性》中说，“犯罪的所得包括物质利益、性满足、复仇和同伙的承认等；犯罪后果包括良心的责备、被害者的报复、朋友和同事的非难和可能的惩罚”。 这里“犯罪的所得”即作案人所趋的主要之“利”，“犯罪后果”即作案人所避的主要之“害”。 因此逃避法律制裁几乎是人的本能，而逮捕制度正是基于人的本能也就是人性的倾向而设立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可能为了自己的生存、尊严、亲情、名誉和发展，会逃避法律制裁，逮捕制度的作用就在于抑制被强制人规避法律制裁的意识和行为。
为了防止人性的恶而设立逮捕制度的，这是针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但是同时也是针对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因为可能会出现权利之恶。并且工作人员最终也是普通人，也具有一般的人性特征，“有权力的人行使权力直到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停止”， 如果权力没有界限，就会导致权力腐败。为了防止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恣意枉为，保护被强制人的正当权利，刑事诉讼法就逮捕制度还设立了更多的程序要求，如果说第61条是针对被强制人的话，那么第59、60、66、67、68、69、70、71、72、73、74、75、76、77条都是针对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条款。
因此，可以说，逮捕制度对于犯罪嫌疑人、对司法人员来说，都是基于基本的人性，具体指人的生存需求、尊严需求、亲情需求、自由需求和发展需求。
四、程序正义人性标准的理论分析
（一）程序法的主体是人
提出这个问题似乎有点幼稚，因为从法理学来说，这是一个常识，但现实生活表明，这个常识常常被误解了。我们眼中往往只有国家、政党、社会、阶级、集体和抽象的人，而忘记了活生生的人。程序法律关系主体不仅包括国家、政府、政党、经济组织，也包括自然人，自然人是最普遍的主体。在现实的司法实践中，我们必须认识到国家并不是唯一的程序法律关系主体，一切社会主体都是程序法律关系主体，但阶级不是法治的主体。
然而，为什么我们看不见人？一是传统法律文化的负面作用，二是现行法律的国家本位主义取向。三是法治至上、法律至上在当今社会出现了某些异化。法眼无人，法律的统治蜕化成法律的奴役，在法律活动中，仅仅看到法律规范本身，把它看成孤立的、静止的规则，而看不到其与法律目的、价值、法整体之间的联系，看不到法之为人而立的初衷，把人看作客体，将立法、执法、司法活动变成毫无人性的机械运动。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人们往往将人法分割，只虑事、不思人，使法律规范远离人性，更不能随时代之进步而在法律中给人更多的关怀和尊重。
（二）程序法律是人制订的
立法的主体最终是人，不是神，不是国家，也不是统治阶级。谁在立法？神的启示这个最古老观点已经不值一驳。法律是不是国家制订的？从表面看，任何法律都是国家制订的，由特定的具体的国家机关承担立法的任务，如我国人大行使立法权。但是，应该看到，立法机关是由人组成的，如果没有人，立法机关还有什么？法律是不是由统治阶级制订的，肯定是的，但阶级是由人组成的。基于同样的思路，执法的主体最终是人，不是行政机关；司法和诉讼的最终主体是人，不是司法机关；守法的主体最终也是人。
人的本质决定了法的本质，人的命运也决定着法的命运。但长期以来，我国法学界盛行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法是由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反映统治阶级意志的，有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就此概念而言，如果剔除那些限定词，则法的本质亦基本清楚，即，“法是……行为规范的总和”。法的本质反而模糊不清了。如果强调法的根本属性是统治阶级的意志，不同的社会阶级和不同的社会制度中的法律，彼此何以有继承和借鉴的可能?其继承和借鉴的东西是什么?很难自圆其说。
（三）程序法的内容是人的权利和义务
“社会法律生活表明,权利和权力才是法律世界最重要、最常见、最基本的法现象,法学应当以权利和权力为最基本研究对象和分析起点,从而形成新的范畴结构和新的法现象解释体系。” 如果我们承认程序法律关系的主体是人，那么程序法律的内容就是人的权利和义务。以刑事诉讼为例，有三类“人”，一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一是受害人，一是司法机关，这三类主体最终都是自然人。刑事诉讼法的内容就是这三类主体的权利和义务的总和。不管是司法机关，还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或者被害人，最终都是自然人，因此诉讼权利义务都归根到底是人的权利义务。司法人员代表司法机关行使权利履行义务，似乎与司法人员个人的权利与义务无关，实则不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检察官职业道德规范》、《人民检察院诉讼规则》、《人民检察院错案责任追究条例（试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97、399、400、401、402条等具体规定了检察官的权利和义务。整个诉讼程序的法理结构就是以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权利的制约司法工作人员的权利，“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就体现在对裁判者权力的制约以及对被裁判者程序性权利的保障上。”
（四）人性需要是程序权利义务的内存依据
基本人性凝结成人的基本权利。生存需要产生生存权，人的生命不可剥夺，困境中的生命应该得到拯救。人有珍惜自己生命的权利，也有珍惜他人生命的义务。尊严需要形成人格权，人在任何情况下有把自己看作人的权利，更有把他人看作人的义务。亲情需要产生亲权。亲情是精神的归宿，亲缘是亲情的载体。亲缘关系具有自然性、普遍性、稳定性、功能性、利益性和精神性，特别是其中的血缘关系，是一种与生俱来、不能选择、不能替代、不能否认、饱含温情、维系家庭、稳定社会、繁衍人口、普遍存在的社会关系，每个人都拥有，每个人都需要。每个人都有保护亲缘的义务，每个人都有享受亲缘的权利。名誉需要产生名誉权，人有捍卫名誉的权利，也有尊重他人名誉的义务。自由需要产生自由权，人有自己的自由，不能妨碍他人的自由。发展需要产生发展权，自己要发展，他人也要发展；穷人要发展，富人也要发展；“好人”要发展，罪犯也要发展。
依照人性构建的程序权利义务，应该能够成为程序关系主体的自觉意志和行为，为什么还需要法律去规定，特别是还需要刑法的强制保障？有二类原因。第一，人能够按照人性的方式生存和发展，但资本、市场等物质力量的异化及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激化，扭曲了人性，在某些时期、某些地方，法治的人性色彩淡化了甚至被抹杀了。在某些时候，大众之恶也可能伤害人性。第二，人性有其恶的一面。荀子说：“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 柏拉图说：“人类必须有法律并且遵守法律，否则他们的生活将会像最野蛮的野兽那样坏。”“不能过分相信统治者的智慧和良心，即使是一名年轻英明的统治者，权力也能把他变成暴君。”柏拉图用吉格斯指环透彻地说明了这一点。 孟德斯鸠、 麦迪逊、 杰弗逊 都论证过权力拥有者“潜恶”的存在，因此对权力所有者与权力的谨慎与防范成为一种现实的必要。人性自身的缺陷的存在决定了这种“谨慎”与“防范”不能靠人本身，而必须靠客观化了的人性即合乎人性的制度与法律。
既然人性恶有其固有的属性，那么又为什么能克服？也有二大力量，其一，人性善的本质力量。人们追求健康的体魄、社会的尊重、真挚的亲情、行为的自由和发展的机会，都是一种与社会进步一致的力量，是一种“善”的力量。其二，社会力量。在社会力量面前，个人有力量总是微弱的，人不得不正视社会力量，服从社会支配。
人按人性行为，法治以人性恶为逻辑起点，以人性善为实施动力。从一定意义上讲，法的产生，是人性导致人类行为有善有恶的必然结果，有善有恶是法存在的人性基础。人的恶性与人的恶行，才使法有了抑制的对象，才使法的产生成为了必要。人的善性与人的善行，使法的产生成为了必要和可能，甚至法的存在本身就是人性中善的表现。程序法的作用就是扬善抑恶。如果真正做到了扬善抑恶，程序正义也就实现了。
（五）人性是衡量程序正义的根本价值标准
传统的立法价值原则，通说认为主要有四项，《立法法》总则中明确规定为宪法原则、法治原则、民主原则和科学原则。 严格地说，前两项原则仅仅是技术原则，后两项既是技术原则，更是价值原则。
但是，笔者认为，民主原则和科学原则不能准确地概括立法的价值。苏格拉底是民主的牺牲品， 苏格拉底的悲剧会重演吗？可能，希特勒和“文革”就是证明；将来还会重演吗？可能，因为民主本身有其不可克服缺陷。其一，真理在刚“出土”的时候，只有少数关注它的人它的人才能看到，真理开始只在少数人手里，但认可真理的权力掌握在人民大众手里，此时，真理可能被否定。其二，民主的实质是多数原则，不是全民原则，可能出现多数人之恶。其三，民主毕竟是手段和工具，它不是与人与生俱来的，不能说明人的价值。因此民主作为立法的原则值得反思。
科学原则是不是立法的基本原则？科学立法，内在包含了人性立法的因素，是在对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肯定的立法。但是，科学是历史阶段的科学，因为我们掌握的是相对真理，被标签为科学的东西不一定是科学技术或者不完全科学。退一步说，尽管是按科学规律立法，但是科学与人性的异化也是客观存在的。马克思说：“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这就是说尽管科学无所不能，可以给人类带来巨大的利益，但不一定会给人类带来幸福与美。爱因斯坦曾告诫那些未来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如果你们想使你们一生的工作对人类有益，那么你们只了解应用科学本身还是不够的。关心人本身必须始终成为一切技术努力的主要目标，要关心如何组织人的劳动和商品分配，从而以这样的方式保证我们科学思维的结果可以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诅咒的祸害。当你们沉思你们的图表和方程式时，永远不要忘记这一点！
鉴于以上分析，真正能体现立法的价值目标的是人性原则。因为人性是确定的、具体的、全面的和概括的。“理性宣布：一切违背人的自然感情的法律都是无益的，最终也是有害的。”“一切违背人的自然感情的法律的命运，就同一座直接横断河流的堤坝一样，或者被立即冲垮和淹没，或者被自己造成的漩涡所侵蚀，并逐渐地溃灭。” “法律程序的设计者、指挥者时刻不能忘记面对的是有自由意志的自治主体。” 威廉·布伦南法官曾说过:“我一直认为法院的一个最重要的作用是捍卫每个人秉于人的自我价值而怀有的正当期望。”
符合人性的程序是正义的程序，违背人性的程序是非正义的程序。应该肯定，我国的程序设计基本是正义的，但是也有缺陷，如刑事诉讼法第48条。妻子知道丈夫确实犯了罪，那她作证还是不作证？作证时说真话还是说假话？法律的价值之一是维护社会的主流价值体系，如团结、安全、秩序、亲情、友爱等。多元价值主体之间肯定会有冲突，那么就必然产生价值平衡的法律需求，不能为了社会安全牺牲亲情，也不能为了亲情牺牲社会安全，因为两者都是社会存在的条件，特别是社会主体发展的必需条件。在一个夫妻无爱、父子反目、兄弟成仇的环境里，人性将被扭曲，活力将被扼杀。法律应该实现，但强迫亲属作证的法律一般不能实现，不能法律实现的法律不如不制订。法律是解决矛盾的而不是制造矛盾的，第48条就是制造矛盾。朱苏力教授曾说：“国家法律有国家强制力的支持，似乎容易得到有效的贯彻。其实，真正得到有效贯彻执行的法律，是那些与通行习惯和惯例相一致或相近的规定。” 这里的通行习惯和惯例，我想应该是关注人性的。“法律不强人所难”，是一条古老的立法格言，法律肯定的应该是社会肯定的，法律否定的，应该是社会否定的，也就是一般人能做到的。罗尔斯说：“法治所要求和禁止的行为应该是人们合理地被期望能够去做或能够避免的行为，……它不能提出一种不可能做到的义务。” 为什么？因为法律是社会关系的反映和固定，法律与社会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法学家的作用在于研究和确定社会到底是什么，用什么法律式表达。因此，马克思说：“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那是法学家们的幻想。相反地，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 法学家并不制造法律，而是发现法律。法学家发现的法律应该是一般人都希望的并且能够做到的。亲属作证义务的履行，是一般人都不希望的，甚至是反对的，是强人所难。

参考文献：
（美）Michelman,the supreme court and litigation access fees:the rihgt to protect one’s rights,duck.l.(1973)11.
（美）Mashaw,the supreme court’s due process calculus—three in search of a theory of value,,44 U.L.Rev(1976).
陈瑞华：《程序正义的理论基础——评马修的‘尊严价值理论’》，《中国法学》2000年第3期。
陈瑞华：《走向综合性程序价值理论——贝勒斯程序正义理论述评》，《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
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


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印发《关于贯彻〈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试行）〉的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地、市委，区党委各部委，自治区各委、办、厅、局党组（党委），各人民团体党组：

《关于贯彻〈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试行）〉的实施办法》已经区党委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各地市各部门在贯彻执行中有什么问题和建议，请及时报告区党委。

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

2007年5月30日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大力加强和改进西藏自治区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培养造就高素质干部队伍，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试行）〉的通知》（中发[2006]3号）精神，结合西藏自治区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基本途径，是推进党的事业发展的重要基础，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战略任务。西藏自治区正处在实现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重要时期，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小康西藏、平安西藏、和谐西藏，对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务和更高的要求。贯彻落实《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试行）》，与时俱进地推进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培养造就高素质干部队伍，对于实现西藏自治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第三条 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区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按照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艰苦奋斗、执政为民的要求，以增强执政意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重点，突出马克思主义“四观”、“两论”教育，联系实际创新路，加强培训求实效，继续大规模培训干部，大幅度提高干部素质，不断开创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新局面，为建设小康西藏、平安西藏、和谐西藏提供思想政治保证、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持。

第四条 干部教育培训工作要坚持以人为本、按需施教，全员培训、保证质量，全面发展、注重能力，联系实际、学以致用，与时俱进、改革创新的原则。第二章 管理体制和职责分工

第五条 西藏自治区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实行在区党委领导下，由区党委组织部主管，区党委和政府有关工作部门分工负责，地（市）委、县（区、市）委和部门分级分类管理的体制。

第六条 区党委组织部（人事厅）履行全区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整体规划、宏观指导、协调服务、督促检查和制度规范职能。组织实施区党委管理的干部及其后备干部的培训，高层次专业技术人员及优秀中青年专业技术骨干的培训，负责全区公务员教育培训工作、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工作及出国（境）培训工作。

区纪委（监察厅）负责干部党风党纪、政风政纪及廉政教育。

区党委宣传部负责指导干部的理论学习，制定理论学习计划，重点抓好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组织宣传文化系统干部和高层次人才的培训。

区党委统战部负责党外干部、统战干部和分管统战工作的党政干部的培训。

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主要承担全区地厅级、县处级领导干部和中青年干部的培训，承担部分相关职能部门委托的其他干部培训。

区直机关工委负责区直机关党务干部的培训，协助区党委党校抓好区直部门副处级及以下干部的教育培训。

区政府国资委负责组织协调、宏观指导监管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的教育培训。

区发改委负责全区干部教育培训基地和重大项目的立项审批。

区财政厅负责制定干部教育培训经费方面的政策，并提供经费保障。

区教育厅负责干部的学历教育和师资培训。

第七条 区直各部门负责本部门干部的全员教育培训，按照干部管理权限，根据总体要求和部署，对干部教育培训做出计划安排并组织实施，监督检查和考核干部参加教育培训情况，落实上级下达的教育培训计划，开展本系统各类干部教育培训，为干部教育培训提供必要的保障。有关部门同时做好本部门专业技术人员和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的教育培训。

第八条 各地（市）委领导本地区干部教育培训工作。贯彻执行中央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区党委的部署，把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纳入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研究部署本地区干部教育培训工作。

第九条 双重管理干部的教育培训，按照“谁主管、谁培训”的原则，由主管方负责；经协商，也可由协管方承担部分教育培训任务。

第三章 教育培训对象、类别、内容和方式

第十条 干部教育培训的对象是全体党政干部、专业技术人员和企业经营管理人员，重点是县处级以上党政领导干部及其后备干部、高层次专业技术人员及优秀中青年专业技术骨干、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及其后备人员。

县处级以上党政领导干部，每５年或提任前应当参加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或者经地厅级以上单位组织人事部门认可的其他培训机构累计3个月以上的培训。提拔担任领导职务的，确因特殊情况在提任前未达到教育培训要求的，应当在提任后1年内完成培训。

其他干部参加脱产教育培训的时间，一般每年累计不少于12天。

党委(党组)理论中心组集中学习研讨时间每年不少于12天。

第十一条 干部根据不同情况参加相应的岗位培训、初任培训、任职培训、专门业务培训、境外培训、在线学习、自主选学、在职自学和其他培训。

第十二条 干部教育培训应当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按照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要求，结合岗位职责需要和不同层次、不同类别干部的特点，以政治理论、政策法规、业务知识、文化素养和技能训练等为基本内容，促进干部素质和能力的全面提高。

党政干部的教育培训，以政治理论培训为重点，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教育，重点进行《江泽民文选》和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和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等重大战略思想的教育培训。按照增强执政意识、提高执政能力的要求，增强五种能力。紧密联系西藏实际，深入开展新时期西藏工作指导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四观”、“两论”教育，不断提高领导干部开展反分裂斗争的能力，坚决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

专业技术人员的教育培训以提高思想政治素质为重点，坚持德才兼备、全面发展、尊重特点、鼓励创新。要遵循专业技术人员成长规律，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特别是理想信念、爱国精神、科学精神、探索精神和团队精神的教育。抓好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大力开展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培训。重点抓好农牧、卫生、教育、环境、信息和科研等领域学科带头人的教育培训。根据建设和谐西藏的要求，制定社会工作人才培养计划，抓紧培养一批急需的社会工作人员。

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的教育培训要按照增强政治素质、提高管理水平、完善知识结构的要求，重点抓好国有企业经营管理决策层及其后备人员的教育培训，抓紧培训企业急需的战略规划、资本运作、科技管理、项目管理、企业党建等方面的复合型经营管理人才。鼓励企业围绕改革和发展的需要大力开展自主培训。

第十三条 根据教育培训对象和培训内容的特点，综合运用组织调训与自主选学，脱产培训与在职自学，区内培训与区外培训，境内培训与境外培训，专题讲座与研讨、考察学习相结合等手段，在坚持组织调训、集中脱产培训的基础上，不断改进和创新培训方式。

继续开展在职干部学历教育。办好内地部分重点高校西藏干部学位学历教育班，帮助对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干部进行知识更新、学历升级，不断改善在职干部队伍的文化结构、专业知识结构。

积极开展干部在线学习和自主选学。充分利用远程教育、电化教育和网络资源，开展干部网络学习培训。干部教育培训管理部门要会同有关施教部门制定自主选学培训计划，对干部在职自学提出具体培训目标、内容、形式、时间等要求，并提供必要的条件，满足干部个性化、差别化、多样化的学习需求。

充分发挥境外培训的作用。积极稳妥地开展干部出国（境）培训，优先安排重要岗位、关健岗位和具有较大发展潜力的干部参加学习培训。进一步规范境外培训工作程序，严格境外培训纪律，切实加强组织管理。第四章 干部教育培训机构

第十四条 加强干部教育培训机构建设。充分利用西藏自治区教育资源优势，发挥各类教育培训机构的作用，树立“大教育、大培训”的理念，以党校、行政学院（校）干部教育培训机构为主体，以其他培训机构为扩展和补充，构建分工明确、优势互补、布局合理、资源共享的干部教育培训机构体系。

第十五条 各级党委和政府应当加强党校、行政学院（校）等干部教育培训机构的领导班子建设，注重选拔优秀干部充实到干部教育培训机构领导班子中。根据现代干部教育培训发展的需要，统筹规划，推进干部教育培训机构的资源整合和布局调整，加强信息化建设，加大教学基础设施投入，不断改善办学条件。　　

组织人事和宣传部门要与党校、行政学院（校）建立经常性的协调机制，在理论培训、教学计划、队伍建设、学员管理等方面进行指导。

第十六条 各级党校、行政学院（校）应贯彻落实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基本要求，积极推行人事制度、管理制度改革，提高教学科研水平，充分发挥在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中的主渠道作用。坚持以干部培训的需求为导向，不断深化教学改革，强化基本职能，完善教学布局，创新培训内容。要完善各项制度，加强学员管理和考核，严肃培训纪律。

全区各级党校、行政学院（校）要明确分工，各负其责，根据不同的轮训培训对象设置不同班次和学制，避免重负培训，资源浪费。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以轮训和培训县处级干部为主，同时承担部分地厅级干部和区直机关科级干部、乡镇党委书记的轮训和培训。地（市）委党校、行政学校以轮训和培训科级干部、乡镇干部为主，同时承担部分县处级干部的轮训和培训。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要建立健全指导协调机制，加强对基层党校、行政学校在教学研究、班次设置、课程规划、教学评估等方面的指导和服务，有计划地开展基层师资培训。

第十七条 部门和行业的干部教育培训机构，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和定位，突出特色，做好本部门、本行业各级各类干部的岗位培训。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开展新知识、新技能的培训。

第十八条 建立和完善干部教育培训机构评估制度。干部教育培训主管部门制定评估办法，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估指标体系，开展综合评估工作。干部教育培训主管部门围绕办学方针、培训质量、师资队伍、组织管理、基础设施、经费保障等方面对干部教育培训机构进行评估。围绕学员满意度、学员反映、学习效果、培训后行为改变和工作绩效等方面进行评估，并及时将评估结果向被评估机构及其主管单位反馈。干部教育培训主管部门根据评估结果，对教育培训机构的建设与发展提出指导性意见。教育培训机构要根据评估意见制定整改方案，落实整改措施，改进干部教育培训工作。

第十九条 加强现场教学基地建设。确定一批爱国主义教育、警示教育、法制教育、科普教育、区情教育、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成果教育基地，作为现场教学点，开展体验式培训。　　

第二十条 各级干部教育培训主管部门组织开展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研究，及时总结和推广各地区各部门在实践中创造的新鲜经验，深化对干部教育培训工作规律的认识，促进全区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健康有序地开展。第五章 师资、教材和经费

第二十一条 建设高素质的干部教育培训师资队伍。按照素质优良、规模适当、结构合理、专兼结合的原则，培养和选聘一批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修养、较高的理论政策水平、扎实的专业知识基础，有一定的实际工作经验，熟悉西藏区情和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特点，掌握现代教育培训理论和方法，具备胜任教学、科研工作能力的教师队伍，从事干部教育培训工作。

第二十二条 加强专职教师队伍建设。实施专职教师培养计划，通过安排进修培训、挂职锻炼、社会实践和学术交流等方式，提高专职教师的综合素质，保证专职教师每年接受不少于1个月的培训。采取引进、培养、调整等手段，改善专职教师队伍结构。充实教师队伍力量，加大对优秀年轻教师的培养力度。　

第二十三条 加强兼职教师队伍建设。干部教育培训机构应完善兼职教师聘任办法，在区内外选聘理论水平较高、实践经验丰富的党政领导干部、企业经营管理人员、专家学者等有关人员担任兼职教师，特别是要充分利用内地资源培训区内干部。建立党委、人大、政府、政协领导干部以及党政工作部门领导干部定期到党校、行政学院（校）授课制度。

第二十四条 建立全区干部教育培训师资库。师资库由干部教育培训主管部门和干部教育培训机构共同维护，实现动态管理、资源共享。　　

第二十五条 加强干部培训教材建设。在学好用好全国干部学习培训教材的基础上，结合西藏自治区实际，统筹规划，组织编写和翻译反映时代特点、西藏特色，具有较强针对性和适用性的培训教材，重点编写和翻译好适合西藏自治区农牧区基层干部教育培训读本和辅导资料。

第二十六条 加大干部教育培训经费投入。列入政府年度财政预算的干部教育培训专项经费和列入部门公共支出的干部教育培训经费，要根据干部教育培训力度不断加大的实际，逐年增加。干部教育培训重要项目经费实行一事一报，各级财政予以重点保障。自治区本级行政、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干部教育培训经费管理严格按照《西藏自治区本级行政事业单位培训费管理办法》（藏财行〔2004〕28号）执行。各地市要结合自身实际，加大对干部教育培训经费的投入。第六章 管理和考核

第二十七条 坚持和完善组织调训制度。干部教育培训管理部门制定干部培训计划，下达调训任务，选调干部参加脱产培训。干部所在单位按调训计划要求抽调干部参加培训，确保组织调训任务的完成。被抽调的干部必须服从组织调训。学员在培训期间，干部所在单位原则上不得安排出差、出国等工作任务。加强干部调训工作的统筹管理，科学合理地安排不同层次的干部教育培训，避免多头调训和重复培训。

第二十八条 建立健全干部教育培训考核、情况通报和档案管理等工作制度。研究建立规范、简便、易行的干部教育培训的考核指标体系和考核办法，完善干部教育培训学时管理制度，加强对单位和干部个人的考核。对单位考核的内容包括制定和实施本单位年度干部教育培训计划、完成上级组织人事部门调训任务、组织干部在线学习、在职自学等履行干部教育培训职责的情况。对干部个人考核内容包括参加组织调训和自主选学的情况以及参加教育培训学习的态度和表现，掌握政治理论、政策法规、业务知识、文化知识和技能的程度，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等。干部教育培训主管部门每年将考核情况进行通报，对未按规定履行干部教育培训职责的，责令其限期整改。教育培训管理部门要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对单位及干部个人的教育培训和考核情况进行通报，每年以书面形式向所管理的单位和干部个人通告学习培训情况，提出加强和改进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实行干部教育培训登记管理，逐步建立全区统一的县处级以上干部教育培训电子档案。各地市、各单位建立和完善科级以下干部教育培训档案。

干部在参加组织选派的脱产教育培训期间，一般应享受在岗同等待遇。

第二十九条 坚持干部培训与使用相结合制度。组织人事部门应将干部教育培训情况作为干部考察的内容和任职、晋升的重要依据之一。建立干部管理部门、干部培训主管部门与干部教育培训机构的有效沟通机制。干部管理部门和干部所在单位应坚持任职培训制度，对近期考虑提拔任用的干部优先安排参加培训。在任职前未达到培训要求的，一般应在一年内完成培训。无正当理由，干部未完成培训任务或规定学时的，年度考核不能被评为优秀等级。第七章 监督和纪律

第三十条 干部教育培训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定期对各单位教育培训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对未按规定履行干部教育培训职责的单位，责令限期整改，在一定范围内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对负有主要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提出处理意见。

对无正当理由不参加教育培训的，给予批评教育直至组织处理。干部参加教育培训期间违反有关规定和纪律的，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直至纪律处分。干部弄虚作假获取学历或学位的，按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第八章 组织领导

第三十一条 加强对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领导。各级党委（党组）要高度重视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将其作为一项战略性、基础性的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与经济社会发展同步考虑，统筹安排，及时研究解决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党委（党组）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抓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加强调查研究，经常指导工作，及时掌握情况，切实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和困难。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并组织实施好本单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工作，建立干部教育培训工作责任制，一级抓一级，真正把干部教育培训规划和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第三十二条 建立全区干部教育培训工作联席会议制度。主要职责是根据中央组织部和区党委的部署和要求，研究问题、沟通情况、交流信息、推动工作。各地（市）委要建立相应的干部教育培训协调机制。

第三十三条 加强干部教育培训管理队伍建设。充实干部教育培训管理机构工作力量，并通过理论研讨、工作交流、业务考察、专项培训和人员调整等方式，建设一支思想政治素质较高、业务能力较强的培训管理者队伍。培训管理者每年应当参加人均不少于1周的业务培训。第九章 附则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适用于各级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纪委、法院、检察院，各人民团体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

第三十五条 各地（市）、各部门可根据本办法，结合本地本部门实际，制定具体实施意见。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由区党委组织部负责解释。

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