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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诉讼中的“不告不理”原则 尊重保障人权的标志

温军刚


　　在民事诉讼中，因民事主体在民事法律关系中的平等性，民事法律要求充分体现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尊重当事人的自主处分行为，而法院的审判工作被要求是消极被动的，避免因其积极主动失去裁判者应有的中立和公正，因此，不告不理原则是法院审判的工作原则，也是事实认定的指导原则。从其字面理解，“告”是“理”的前提和条件，没有“告”就没有“理”，这是民事诉讼的基本要求。同样，“理”是“告”的必然延续，“法院不得拒绝裁判”，法院对任何告诉都应从程序上或实体上做出某种评判。
　　一、“不告不理”原则在民事诉讼中的体现
　　1、“不告不理”原则，是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处分原则的具体体现。
　　法院受理、审理案件，必须有原告的请求或者被告的反诉。第一，当事人可以放弃自身的诉讼权利，不向法院起诉，也可以起诉后申请撤诉。在当事人没有起诉时，法院不能主动启动诉讼程序进行审理，即当事人处分行为直接关系到民事诉讼程序能否开始。第二，当事人上诉引起第二审程序，只有当事人提出上诉的，第二审法院才能进行审理。第三，在法院裁判文书生效后，执行程序的发生取决于权利主体是否提出申请。第四，审判监督程序的启动也同样离不开当事人的申请。民事诉讼中的处分原则，充分体现了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法律价值观，只要当事人的行为不触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当事人的处分行为就是有效的。
　　2、“不告不理”原则，要求法院对诉求范围以外的问题不予审理。
　　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告谁审谁，告什么审什么”，法院的审判活动受原告起诉或被告反诉范围的约束，从而限制了法庭调查的范围。第一，法院只能按照当事人提出的诉讼事实和主张审理案件，对于当事人没有请求的事项无需审查，更不得在法律文书中评头论足或予以处理，对超过当事人诉讼主张的部分不得主动审理。对于民事上诉案件，仅就其中的上诉部分进行审理，没有上诉的部分不予审理。也就是说法院审理民事纠纷的范围即诉讼标的及诉讼内容由当事人确定，法院无权变更、撤销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如在人身损害赔偿案中，原告对赔偿数额已经提出明确要求，即使依一般情况法定赔偿数额超过其要求，法院也不能依职权要求被告负担原告没有主张的部分，因为原告没有向法院主张自己的权利，就应认为其处分了自身的权利，只要处分合法，是符合民事处分原则的，对其处分行为应予确认。第二，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和被告的反诉请求，在判决书说理部分要逐条予以阐明，支持还是不支持，要态度明确，不能认为请求无理而不予理睬。
　　3、法院审判工作原则是不告不理，但一旦告诉受理，法院应当对请求事项有一个简洁有效的处理方式。
　　当事人的诉请就是当事人要求法院审判的请求，法官的任务就是审查当事人每一个请求项的最直接基础是什么，一环扣一环，高效查明相关事实的真相。如甲诉与乙离婚，则其请求的最直接基础即双方系合法夫妻关系，然后才是双方感情破裂的证明；若主张共同财产的分割，则其请求的最直接基础便是某项共同财产的确切存在。使整个案件的事实认定工作清晰明了，整个庭审明朗有序，同时，当某一项请求的证据基础可靠、足以认定时，即可停止查证进入下一步骤，从而提高了主审法官的庭审控制能力和法庭调查的效率。
　　二、“不告不理”原则适用的注意事项
　　1、对原告错误请求的救济。
　　现实生活中，因为当事人缺乏法律知识，往往会错误的提出自己的请求，导致其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鉴于此，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 原告可以放弃或者变更诉讼请求，被告可以承认或反驳诉讼请求，有权提起反诉。但是原告该项权利的行使不得违反法律，不得损害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利益，且一般应在判决做出前提出。在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认定不一致的时候，法院应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对于是否变更的决定，应由当事人做出，且此时当事人如果变更诉讼请求，法院应当重新指定举证期限。此时，当事人若拒绝变更诉讼请求，对于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请求，法院应该依照“不告不理”的原则，做出驳回起诉的判决，而不能主动直接予以变更判决。在法院判决驳回起诉后，当事人可以依据正确的请求向法院另行起诉，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人民法院自行决定再审及上诉的情形。
　　对于生效的法律文书，当事人没有申诉或当事人在法定的期限内对某项实体权利不提出上诉，应视为当事人服从判决。民事判决解决的是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既然当事人都服从判决，作为居中裁判的法院没有必要自行决定对生效的判决进行再审，即使判决确有错误，但只要当事人服从，就无需再审，因为民事诉讼处理的是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当事人有权在不违背法律、公共道德的前提下对其民事权利予以处分，法院则无需干涉。实践中，当事人往往并不知道自己的申诉权或上诉权，难以维护自身所应享有的合法权益，因此，在法院送达判决书时，应明确告知当事人所享有的申诉权或上诉权，确保当事人能够有效的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3、对于追加当事人及诉讼参与人的问题。
　　对于必要共同诉讼，原告仅起诉部分义务人的，法院应告知当事人申请追加其他共同义务人为被告参加诉讼，若当事人不同意追加，则法院不宜追加其他义务人为被告。同样在案件审理中，原告未明确要求法院通知参加诉讼的第三人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也不得判决第三人承担责任。因为，诉与不诉是当事人的权利，诉谁不诉谁也是当事人的权利，法院不能依职权干涉。
　　三、“不告不理”原则的启示
　　《民事诉讼法》规定原判决、裁定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因此，法院如果超过当事人的诉求判决，导致提起再审，则会加重法院负担，增加诉讼成本。在民事案件的审理中，法院是居中处理当事人的纠纷，以法律赋予的职权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做出裁判，而不得代当事人主张或处分权利，法官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行使职权，不能超越职权范围做出裁判。只有摆正这一位置，才能确保司法公正。
　　总之，尊重人权，保护人权已成为现代民主社会的普遍共识，民事诉讼中的“不告不理”原则正是现代民主社会尊重公民权利的重要标志之一，这一原则的贯彻使法院能够集中有限的资源审理好当事人之间的争议纠纷，提高法院诉讼活动的效率，为确保司法公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西吉县人民法院　　温军刚
法律职业化的难题

贺卫方


　　在当今世界上，法律职业化几乎已经成为全球化的趋势。法律界对自家行业的知识传统有了越来越明确的自觉，各种各样的研讨会和出版物都在不停地将这种知识传统精致化。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检讨法律教育的目标定位，法律教育界比起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在教育的各个环节培养学生“像法律人那样思考”（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ｌｉｋｅａｌａｗｙｅｒ）的能力。法律实务界也更加注重将法律职业与法律教育沟通，法律职业的入门标准越来越高，从而提高了司法在调整社会关系和实现社会正义的过程中的能力。另外，司法界又在不断地反思司法权的运作方式，程序的价值得到了日益普遍的认可。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法律界都在讨论法律家的职业伦理，一些重要的准则获得了人们的共识。

　　值得高兴的是，我国的法治建设正好与这样的世界性潮流同步。在最近的几年间，上述种种问题都得到了我国法律界程度不同的关注和讨论，有些甚至在制度层面上取得了可喜的进展。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确立便是一个最近的例证。不过，在看到这些进展的同时，我们也时时能够感受到在迈向职业化过程中，中国法律界所面临着的一些特殊困难。这些困难有些来自于在计划经济时代流行至今仍有其生命力的某些观念，有些则来自于更久远的历史文化传统。这里不妨对后者略作分析。

　　日本著名的中国法律史专家滋贺秀三曾从诉讼的形态的角度对中国传统法文化作过极具启发意义的考察。他认为，在世界各主要文明中，中国是距离法治最为遥远的一种，甚至与欧洲形成了两级相对的反差。由于我们的法律大致上是刑法以及管理和调整官僚机构的规则，因而，“与国家权力相分离而具有独立地位的法律界精英们从理性的探索中产生出学说、判例，创造并支持着法这种现象……在中国几乎寻找不到。欧洲法的历史有一半可以说是法学的历史，而与此相对，言之有据地讨论中国法学史却近乎不可能。”滋贺教授以自己的教学感受强化了他的判断——在洋洋洒洒地讲过了罗马、中世纪和近代各国法学之后，轮到讲中国法学时，他几乎有点无话可谈的感觉。（参看滋贺秀三等著《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８）

　　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这个老大帝国从来就没有形成分权体制。虽然在中央层面上一直有复杂的职能分工，但是，州县层面上却一直是一个人的政府。通过科举考试的形式选任官员，导致法律知识无从在司法的过程中得以发育和成长。官员与文人的合一使得司法判决的风格充满了美感，却难以获得统一性和确定性。韦伯曾经用“卡迪司法”（Ｋａｈｄｉｊｕｓｔｉｃｅ）的说法指称那种就事论事，完全不考虑规则以及依据规则的判决的确定性的司法。如果仔细观察中国传统社会官员的决策过程，看他们援用怎样的依据对纠纷作出裁判，看他们是怎样经常地将所谓天理人情置于国法之上，看他们以怎样的方式赢得当事人以及其他民众对裁判的服膺，我们可以毫不迟疑地得出这样的结论：传统的纠纷处理过程正可以成为“卡迪司法”的一个活生生的例证。

　　就这样，我们两千年的司法史居然根本没有走向专业化或职业化的任何苗头，居然是一部看不到对确定性和统一性有过追求的历史。这的确是一个令我们今天的法律人感到吃惊的事实。也许，这也可以成为解读我们总体历史的一个关键事实。由于司法过程不注重“同样的事情同样地对待”的准则，因而，司法不能通过纠纷解决过程对立法规则加以明确化和精细化，天理与人情的高度不确定性导致决策者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人民如何通过这种司法制度而伸张正义？于是，细小的纠纷得不到公正的解决，会带来滚雪球效应；冤情的累积遇上天灾或决策失当的人祸，便仿佛移干柴而近烈火，不天下大乱才怪。

　　尽管我们的历史上不断地重复着这样的教训，但是，走出这种怪圈却并非易事。路径依赖加上对其他文明的缺少接触，使得我们的历史在近代之前没有发生脱胎换骨式的创新。民众对司法的传统期待形成巨大的心理惯性，表层制度的改变并不意味着操作新制度的人们文化观念的改变。试看今日我们在建构一个专业化司法制度上的种种障碍：为什么我们虽然建立了分权体制但却既没有真正的分权，而同时又丧失了效率？为什么我们在司法官员选任问题上可以在长达近４０年的时间里没有规定任何学历背景，从而导致大量的没有任何法律教育背景的人们可以堂而皇之地当上法官、检察官？为什么我们至今在司法决策时究竟是以法律为惟一依据还是同时要考虑其他因素仍然纠缠不清？为什么我们在法官管理制度上经常倡导非行政化，但又每每摆脱不了改头换面的行政化？为什么审委会定案这样完全违反司法理念的制度会长期沿袭、难以改变？为什么在司法权的行使方式上我们总在强调“服务意识”，而难以真正走向中立化与消极化？为什么长期以来我们居然将“法官不得收受贿赂”这样的明显的是刑法调整对象的问题当做法官的职业道德问题？为什么在上下级法院之间关系上，会有人提出垂直领导的思路？

　　列举起来，这样的问题太多。要解决这类具有中国特色的难题，我们应当顺藤摸瓜，找到病根，然后对症下药。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的司法改革，尤其是法律的职业化建构乃是一个历史性的大工程，既需要人们从历史上寻找病因，同时，改革的成功也意味着我们从此可以走出数千年历史无法摆脱的“一治一乱”的怪圈。所谓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司法改革真正是关键中的关键啊！

　　（作者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