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电总局关于对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机构和《电视剧制作许可证（甲种）》机构进行2004年度业绩审核工作有关事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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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诉上访现象的法理分析

彭德才

一、民众涉诉上访法理基础及政法传统
涉诉信访，一般是指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采用书信、电话、电传、互联网络、来访等形式，向各级人民法院反映情况，提出意见、建议和要求，依法应由人民法院处理的活动。信访事项一般包括：不服各级法院的生效判决、裁定和调解；检举、投诉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不当和违法乱纪行为；咨询有关政策、法律和问题，寻求相关帮助；对相关司法问题提供各种建议、表达自己的意见和看法等等。
各级法院每年都要接待大量的公民的来信来访，据统计，1993年至1997年最高人民法院共处理和接待来信来访54万件次，2001全年共处理和接待来信来访15万件次，2003全年共处理和接待来信来访12万件次，2004年，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办理来信来访422万件次。长年来各级法院也始终把减少信访数量作为其奋斗的一个目标，这是法院的一项重要而繁杂的工作。早在1957年7月2日，最高法院院长董必武就在第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讲：“这(接待信访申诉)是最高人民法院的一项极为繁重的工作。”近半个世纪后，现任最高法院院长肖扬在2004年的工作报告中又再次指出：“由于法律对申诉没有时间、次数、审级的限制，因此接待、处理不服各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和裁定的申诉，是我院一项极为繁重的工作。”同时，对于上访民众来讲，上访也并非一件易事，并非一定就意味着能“得到一个说法”。但是涉诉上访却依然如火如荼，这有其深刻的原因。
（一）涉诉上访的宪法基础
现行宪法明文规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 由此可见，信访权（包括涉诉信访权）是国家赋予人民的宪法性权利，信访是一种行使宪法规定的权利义务的方式，作为国家审判机关，接待信访是它的义务。根据现行宪法，信访权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批评建议的权利，这是公民参与社会与国家管理的权利。一是控告、申诉、检举的权利。由此可知，我国的信访权具有双重的意义：首先，它是重要的公权利；另一面，信访权具有保障私权的性质，公民通过信访权的行使主张私权利的存在并寻求司法救济。
（二）涉诉信访制度体现了党的工作路线
涉诉信访是我党基本工作路线在司法领域内的体现，新中国政法文化在司法的具体实践上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司法的群众路线，一是司法的实事求是原则。 首先就司法的群众路线而言，它的实质在于强调，任何司法官员，无论级别高低都应当不拘泥形式，与群众直接接触。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曾对时任陕甘宁高等法院院长的谢觉哉讲，司法也应大家动手，不要只靠专问案子的推事、裁判员，还有一条规律：任何事都要请教群众。 走群众路线正是人民司法的传统之一。新中国第一任最高法院院长沈钧儒讲：“人民司法工作，是依靠人民、便利人民、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人民司法工作者应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而群众路线是人民司法的一个基本问题。” 其次，就司法的实事求是原则而言，人民司法承认存在错案，要求“有错必纠。”1952年彭真在政法干部训练会议上强调：“我们要坚持以事实为根据，法律为准绳，发现冤案、错案就纠正。” 既然我们承认客观上有“错案”，那么在来信、来访中，当事人不服各级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或裁定的申诉，是“法院发现错判案件的送上门来的材料”。 也正在此历史基础支撑下，信访被认为是人民司法的具体举措而取得合法的制度地位。
二、涉诉上访现象的原因考察
前述的法理基础及政法传统表明，民众上访不但有其合法性，而且有利于司法建设，这是涉诉上访得以被许可存在的前提条件。但是，涉诉信访洪峰现象的出现仍有其他多方面的原因。
（一）社会转型与涉诉上访
现今，我国正在经历由单位社会向契约社会的转型，这种转型产生两个重要的社会后果：一是人们的关系类型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由单位社会里权力服从关系转向契约社会中人们平权的关系。因此也就产生了第二个变化：纠纷的大量涌现。在权力服从型的关系中，由于主要的关系是权力服从关系，这种关系中发生纠纷的概率相对低，纠纷即使产生，外化出来的也很少，走出单位的纠纷就更少。契约社会则不然，在契约型社会里，由于人的关系是平等的权利关系，双方发生纠纷的概率本身就很大，再加上双方是平等的权利主体这一现实使纠纷不容易解决；失去经济与政治权力的基层社会的权力拥有者解决纠纷的能力随之下降，纠纷便大量由基层向上传递。 在这外化出来的纠纷中，相当一部分被诉至法院，法院解决纠纷的数量随之大大增多，涉诉上访的数量也就因此增多。
（二）公民传统观念、法律意识与涉诉上访
涉诉上访与我国民众的传统思想观念、法律意识也存在密切的联系。第一，朴素的刑罚报应观影响着涉诉上访。“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杀人偿命”的观念至今仍影响我国的普通民众，在刑事涉诉上访案件中，尤其是死刑涉诉上访案件中，许多刑事被害人因为法院的判决与其内心期望的刑罚存在差距而走上上访的道路。
江西省上饶县的付某因为其女付某某在深圳打工时被杀，案犯祝某在深圳中院一审被判死刑，广东省高院二审时改判死缓，付某对此坚决不服，先后赴京上访13次。江西省铅山县的颜某因其妻子被杀，因法院未判处罪犯许某死刑及民事赔偿未执行到位而上访。
第二，清官情结影响着涉诉上访。我国古代虽然也有较为完备的法制，但却从来没有成为调整社会关系和治理国家的主导力量，主要是依人而治，靠当权者的贤能和权威来治理国家，法律则成为权力者的工具。普通民众则渴盼“青天”，把权利的申张和正义的实现寄托在贤明的领导人和好的干部身上，他们也许不大相信法律，却都相信清官。清官意识在人们的内心深处扎了几千年的根，直到现在也难以舍弃挥却，并在信访活动中得到了集中体现，如己经进入司法程序的案件，当事人希望通过信访来加重其胜诉的筹码。清官情结同时也坚定了上访者的意志。
四川威远县的朱某,为要回原属于自己的几间老屋,不服威远县法院判决,持续25年不断上访，她逢人便说:“我相信党的实事求是,相信法律的公正。
第三，不断增强却朦胧的法律意识影响着涉诉上访。我国公民民主意识和法律意识在不断增强，公民要求切实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也不断增强，但是由于许多公民的朦胧法律意识和法律知识水平所限，不知应如何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这便使得群众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愿望通过信访渠道反映出来。加之我国自古以来的就有“惧讼”和“仇讼”的思想，群众习惯于通过行政手段解决纠纷，而不愿通过司法途径来解决矛盾纠纷。
（三）弱势司法与涉诉上访
涉法信访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弱势司法”。“弱势司法”与司法权威缺失及诉讼成本高昂存在密切关联。
现阶段，我国的司法权威观念在普通百姓心中远未确立，这是与我国法院制度设置的不完善，法院的地位不独立于行政机关，司法不公，我国的民族传统与精神没有法治传统等诸多因素是分不开的。首先，法院制度设置的不完善。其一，法院地方化。所谓法院的地方化，是指法院在机构设置、经费来源、法官产生等方面只属于地方，不属于中央的一种司法体制模式。其二，司法模式行政化。这表现为法院内部审判业务运作模式的行政化、审判委员会审批制、法官之间的等级制以及上下级法院关系行政化等方面。其次，司法不独立。司法权的行政化、司法权的地方化、地方保护主义以及法院内部管理制度混乱等因素致使司法权在实际运作过程中难以实现真正的独立。复次，司法不公。司法公正是司法权威得以存在的前提条件，源于裁判者本身的素质等原因，在立案、审理、裁决、执行阶段司法不公、枉法裁判的现象仍然十分常见，这种现象致使民众对司法产生不信任感。再次，传统的人治观念、畏法厌讼、惧法耻讼观念也影响着司法权威的确立。
高昂的诉讼成本也迫使许多民众走上上访的道路。下面的案例对此可作一个充分的说明：
一打工者甲因劳动争议选择了仲裁，首先支付仲裁费 380 元，律师费 1000元；然后对仲裁结果不服，遂向法院起诉，支付律师费 1500 元，诉讼费 600 元；之后，又对一审判决不服，提起上诉，支付上诉费 60 元，律师费 3500 元。总计 7040 元（不计交通、住宿等其他费用），并耗时 16 个月才解决。这些花费对一般家庭来说应该是个不小的数目了，但是如果采取上访的途径，这些花费就根本不存在了，而且很可能处理得更快。另外，由于种种原因，现实中司法途径的公正性也很难得到保障，或者至少当事人心目中的“正义”很难实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从经济效益上，还是从正义诉求上，都迫使当事者选择了上访之路。
（四）强势信访与涉诉上访
随着单位社会解体的加速，新的社会纠纷大量产生，由于上述公民清官情结、畏讼耻讼、诉讼成本高昂、司法权威缺位等原因，大量的矛盾被反映到了信访部门，这就形成了新的上访热。上访热导致至少以下两个结果：一为信访机构增多，包括法院在内的各级各类的机关内部都成立了信访机构；二为信访机构权利增强，信访机构由一个传达社会信息的渠道逐步变成了解决纠纷的正式机构。信访机构增多和信访机构权力增强导致民众信访越来越有实效。有实效的上访信息又刺激了民众上访的积极性，上访积极性的增加导致上访人数的增加，上访人数增加的压力促使信访机构提高效力，并促使社会对信访机构的投入以增加上访的产出。最近10年来，强化信访的努力在各地都存在，这一趋势使信访机构权力不断增加，信访与权力评价的关联度日益加深，信访量的多少成为衡量政绩的重要指标。这一努力的结果无疑是大大增加了信访的产出，信访产出的增加在两个方面刺激了社会的信访热情：一是确实有相当一部分人通过信访途径快速、合法地维护了自己的权利，这使许多受到侵害的良善公民走向信访；二是信访使一些人取得了非制度甚至是非法的利益，起码信访使一些人(不是全部)通过上访取得了在制度内无法获取的利益。 由此产生下面这个怪圈：
上访洪峰→影响社会和谐→预防和处理信访的能力成为考核政绩的重要指标→投入信访机构的人力、物力增加、信访机构权力增强→民众上访成功几率加大→成功上访刺激更多民众的上访热情、上访继续增多→对上访的投入继续加大→上访更有实效→更多的上访→最终形成了无法解决的上访洪流。
三、应对涉法涉诉上访的对策
（一）树立司法权威
现在的司法本身存在问题，这是涉诉上访大增的原因，但是，不是主要的原因。涉诉上访频发的主要原因不在于审判本身，而在于法院的生态环境不好。社会一方面赋予法院解决纠纷的功能，另一面又对它不信任，不赋予它以独立的地位，事实上也不赋予它的判决以最后、最终的性质。这从两个方面推动涉诉上访：一是当事人对法院判决公正性的怀疑，二是对法院的裁判心存改判的预期。如果法院的判决是最终的，还有谁到法院外去寻求救济？因此，必须赋予法院独立、最终地解决社会纠纷的权力，在法治国家，纠纷问题由法院按法律说了算，没有其他可行之道。 同时，积极推动司法改革，理顺司法体制，合理设计审级结构，有条件的实行三审终审，最大限度地实现司法公正和效率，从源头上减少公民信访的绝对数量。
（二）准确定位涉诉信访制度的功能
实际上，我国的信访制度已经陷入了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一方面国家认同信访制度是我国最基本的民意表达制度，承认信访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公民的基本民主权利，其价值取向是为人民服务和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又一再强调社会的安定团结和稳定的大局，把各种问题解决在基层，在社会稳定的统一目标下，想尽一切办法阻止越级上访、集体上访、重复上访，尤其是重大节庆和会议期间的赴京上访，以信访量的多少为各地方政府排序，将大幅度减少信访量作为社会稳定的考核指标。那么信访制度的设立到底是以弘扬公民民主政治权利、解决社会进程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为己任呢，还是以减少乃至消除这种中国特色的信访现象，维护稳定为主要工作目标呢?实际情况是我们信访工作部门两种自相矛盾的工作都要做，这种矛盾无疑使信访制度在功能上陷入模糊。此外，信访制度的非规范性、非程序性、非专业性、结果的高度或然性等弊端也饱受学者诟病。对于信访制度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学界存在三种改革的建议：一为加强信访功能说，二为取消信访制度说，三为单纯信息传递机构说。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如前所述，强化信访只会导致更大的信访洪峰；信访制度也不能立即废除，它有其深刻的法理及政策基础，在当前也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试图在短期内废除信访制度的想法根本不具有任何现实可能性。正确的选择是强化法院的功能，将信访机构还原为一个下情上达的信息传递机构。


参考文献
左卫民、何永军：《政法传统与司法理性——以最高法院信访制度为中心的研究》，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第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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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真：《.论新中国的政法工作》，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73页。
董必武：《董必武法学文集》，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409页。
周永坤：《信访潮与中国纠纷解决机制的路径选择》，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第38页。
何光照：《上访上访，25年未停止》，载《法律与生活》，2001年第4期。
周永坤：《信访潮与中国纠纷解决机制的路径选择》，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第39页。
周永坤：《信访潮与中国纠纷解决机制的路径选择》，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第47页。

辽宁省丹东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丹东市人民政府重大决策程序规定》的通知
丹政发〔2008〕6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
《丹东市人民政府重大决策程序规定》业经市政府审议通过，现予印发。


　　　　　　　　　　　 二○○八年二月二十六日



丹东市人民政府重大决策程序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市政府的重大决策行为，健全科学、民主、依法决策机制，提高决策质量和行政能力，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和《丹东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试行）的有关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市政府的下列决策属于重大决策：
（一）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及市委重要决议、决定和工作部署的意见；
（二）需要报告省政府或者提请市委、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审议的重大事项；
（三）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中长期规划、年度计划；
（四）涉及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改革开放、社会稳定方面的重要政策及工作部署；
（五）市政府工作报告和全市经济社会形势分析；
（六）市级财政预算及预算执行中新发生的大额资金支出、重大国有资产处置、重大项目和重要专项资金安排意见；
（七）城市总体规划、全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总体规划和生态环境保护等专项规划；
（八）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社会保障、文化卫生、科技教育、环境保护、住房保障和物价等重大政策；
（九）基层民主建设的重大措施；
（十）应当由市政府提出决策意见的重大突发事件和重要紧急情况；
（十一）依法需要市政府决策的其他重大事项。
第三条 市政府重大决策必须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执政为民，坚持依法决策、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实行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决定相结合，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和决策程序，确保决策内容和程序的合法性，并坚持权责统一的原则。

第二章 决策权限
第四条 市政府重大决策应当按照《丹东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试行）的规定，由市长根据决策事项的需要，主持召开市政府全体会议、市政府常务会议或者市长办公会议集体审议，在集体审议的基础上由市长做出决定。
重大突发事件的处理，按照《丹东市人民政府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的规定进行决策；重要紧急情况需要市政府立即决策的，由市长或者有关副市长按职权临机处置，并及时向市政府领导班子报告；特别重大或者涉及全局的突发事件和紧急情况，由市政府领导临机集体议决。
本规则第二条规定以外的事项，需要市政府决定的，由市长、副市长按照职责分工独立负责地做出决定。副市长可以就其中的重要事项请示市长后决定。
第五条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重大方针政策的意见，涉及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重要工作部署，以及关系民生重要问题的决策事项，经市政府常务会议或者市长办公会议讨论后，提请市委讨论决定。
第六条 按照宪法和地方组织法规定应由市人民代表大会审查批准的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计划、预算及其执行情况报告、市政府工作报告，依据《丹东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的规定》，须经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审查批准的重要事项，经市政府按本规定第四条第一款的规定提出决策意见后，提请市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决定。

第三章 决策程序
第七条 市政府拟决策事项的提出和确定程序如下：
（一）经市政府有关部门或者地方政府领导班子集体讨论提
出拟决策事项建议，征得秘书长或者协管市长助理同意后，逐级报分管副市长、市长确定；
（二）由市政府秘书长、市长助理提出拟决策事项建议，经分管副市长同意后，报市长确定；
（三）由副市长提出拟决策事项建议，报市长确定；
（四）由市长直接提出并确定拟决策事项。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某些重大事项需要提请市政府决策的，可以通过前款规定的途径提出建议。市政府网站应当开辟专栏，征集市政府决策建议，供市政府确定决策事项时参考。
第八条 拟决策事项确定后，决策事项承办单位应当根据决策目标和工作计划，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广泛收集相关信息，必要时可进行专题考察，学习借鉴国内外的先进经验。对涉及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应对公共安全问题的突发事件以及专业性较强的决策事项，应当由市政府有关领导、有关专家和实际工作者共同进行调查研究和分析论证。
决策事项承办单位在调查研究和初步论证的基础上，形成决策方案征求意见稿，并就决策事项的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拟定两种以上供选择的决策方案。
第九条 决策事项承办单位应当按照决策事项涉及的范围，征求市政府有关部门及其他有关单位的意见，进行充分协商。其中涉及地方利益的，应当征求有关地方政府的意见。
第十条 地方的大政方针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在决策过程中要与政协进行协商。对政协提出的重要意见和建议，要认真研究、积极采纳。就拟提交人民代表大会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有关重大决策措施，市政府应根据需要召开有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参加的座谈会，广泛征求意见。
第十一条 决策事项承办单位应当如实归纳整理通过各种渠道征集的意见和建议，研究分析并吸纳合理意见，协调和兼顾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形成决策方案草案。有关意见未予采纳的，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做出说明；决策方案修改变动较大的，应当再次征求有关方面的意见。
第十二条 社会涉及面广、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决策事项，决策事项承办单位应当将决策方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布，或者通过举行座谈会、听证会、论证会等形式广泛听取意见，形成座谈会纪要、社会公示和听证报告，作为市政府决策的重要依据。召开听证会的，除少数特邀代表外，听证会代表应当通过自愿报名的方式产生，并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决策事项承办单位应当充分考虑听证会多数代表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第十三条 专业性、技术性、法律性较强的决策事项，由市政府委托咨询研究机构组织专家进行论证，论证报告作为市政府决策的重要依据。涉及多学科、多领域的有关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性或者专业性较强的决策事项，可以采取公开招标的方式，委托国内外专门的咨询研究机构进行研究论证。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涉专家的咨询论证工作，以保持专家咨询论证意见的独立性，保证决策方案草案的科学性和客观公正性。
第十四条 重大行政决策在决策过程中，政府及其部门应进行合法性论证，保证重大决策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维护国家的法制统一。
第十五条 决策方案草案应当按下列程序进行审核协调：
（一）决策事项承办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决策方案草案进行初步审核协调，其中涉及法律法规的，提交市政府法制机构进行合法性审查或者依法协调；
（二）提请市政府秘书长或者协管市长助理主持审核协调；
（三）提请有关副市长主持协调；
（四）决策事项涉及多位副市长主管且情况复杂、协调难度较大的，由市长或者常务副市长召开市政府专题会议对决策方案草案进行研究、协调。
第十六条 决策方案草案确定后，由市政府秘书长提出提请市政府全体会议、市政府常务会议或者市长办公会议审议的安排意见，报市长审定。
提请市政府审议的决策方案草案，应当附有说明。说明的内容包括：决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决策风险预测报告，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规定特别是禁止性规定，征集的主要意见，专家咨询论证意见，各方面意见的审核协调结果，需要市政府研究确定的主要问题。部门之间和不同社会群体之间仍存在明显分歧意见的，应当特别加以说明。国内外有相同或者相似决策事项的，应当附送有关资料。社会涉及面广、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决策事项，向社会公示或者通过举行座谈会、听证会、论证会等形式广泛听取意见情况。重大行政决策在决策过程中进行的合法性论证结果。向社会公示和召开听证会的，还应当附送有关报告和听证笔录。
提请市政府讨论的决策方案草案及有关材料，应当提前送达与会人员并为其留有较充分的研究时间。与会人员应当在会前认真阅读和研究决策方案草案及有关材料，并形成意见。
第十七条 市政府审议决策方案草案时，与会人员应当充分发表意见；副市长因故不能到会的，应当留有书面意见或者委托他人表述意见。主持会议的市长在与会人员未充分发表意见之前，不发表倾向性意见；在会议集体讨论之后，由主持会议的市长依法做出原则通过、再次审议、先行试点或者搁置的决定。
市政府审议决策事项，可以根据议题需要，邀请市委、市人大、市政协、市法院、市检察院、民主党派、工商联、人民团体有关负责人以及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有关专家学者和群众代表列席。
第十八条 市政府决策的结果由市政府办公室根据会议决定形成会议纪要或者制发文件，印发各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执行。
第十九条 政府重大决策应当通过政府网站、政府公报、新闻媒体等方式依法公开，公众有权查阅，但依法应当保密的除外。
涉及公共安全问题的突发事件，应当将事件的原因、经过等情况和政府的应对措施、处置结果及时通过市政府新闻发布会和有关新闻媒体如实向社会公布。

第四章 决策的执行和督查
第二十条 市政府组成人员应当带头执行市政府决策，所有行政机关、公务员以及其他有关单位和人员应当认真执行市政府决策。未经市政府同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变更或者停止执行决策。
第二十一条 负责执行市政府决策的责任单位（含主办和协办单位，以下统称决策执行单位）应当制定决策实施方案，明确领导责任及具体承办机构和责任人，确保落实市政府决策的质量和进度，不得推诿和拖延；因不可抗力或者决策依据、客观条件发生变化而导致决策目标部分或者全部不能实现的，应当及时向市政府请示，但在市政府未批准之前，不得擅自调整或者中止决策的执行。
决策执行单位应当根据市政府决策的执行要求和实际情况，对有关决策执行情况进行阶段性总结或者执行情况评估，并将总结报告、评估结论向市政府报告。
第二十二条 市政府决策由市政府办公室分解落实任务，明确市政府负责领导、责任单位及完成时限，并对决策的实施过程进行跟踪督查，督促有关责任单位按时限要求和工作目标完成决策执行任务。
市政府办公室通过对市政府决策的督办检查，随时了解和解决决策实施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对决策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重要问题及解决建议，应当及时报告市政府有关领导。
分管副市长、市长助理、市政府秘书长负有督促检查有关责任单位落实市政府决策的职责，应当定期过问决策执行情况，及时协调解决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涉及多位副市长主管且问题复杂的，可以提请市长或者常务副市长召开专题会议，研究解决存在的问题，完善落实决策的措施，并总结推广决策落实工作中的典型经验。
第二十三条 市政府决策的实施和完成情况应当纳入部门和地方政府的年度工作目标考核内容，作为评比和奖惩的重要依据。
市政府建立决策及其执行效果的社会评议机制，通过互联网或者有关媒体定期听取公众对市政府决策及其执行效果的评价，作为改进工作的依据。
第二十四条 市政府决策需要停止执行或者修改的，依照本规定第三章规定的程序进行。情况紧急的，市长可以直接做出决定并依法公布。
市政府决策停止执行或者修改的，责成决策执行单位及有关方面依法采取有效措施，尽量避免或者减少损失。

第五章 决策监督和责任追究
第二十五条 市政府建立决策监督机制，加强政府内部对决策执行情况的层级监督，对不执行或者推诿、拖延执行市政府决策的单位及有关责任人给予通报批评、纪律处分或其他组织处理。
监察部门应当加强决策职责履行和行政效能的监督，对超越决策权限、违反决策程序以及对决策事项的提出或者执行不力、偏离决策目标和内容等问题，应当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行政责任。审计部门应当将政府重大投资专项资金使用等决策的执行情况纳入跟踪审计或者效益审计范围，加强经济责任审计工作，并将审计报告呈报市政府。
第二十六条 市政府决策及其执行行为应当依法接受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监督、市政协及民主党派的监督、舆论监督和人民群众的监督。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市政府有关决策应当停止执行或者修改的，可以向市政府提出建议。经市政府办公室审查，认为市政府有关决策确需重新研究评估的，提请市政府授权有关机构对该决策进行研究评估，形成停止执行、修改或者继续执行的意见。审查研究意见经市政府同意后，应当及时向提出建议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反馈。
第二十七条 市政府决策及执行各环节的行为主体均应纳入过错责任追究的范围。对违反本规定做出的错误决策或者不执行、延误执行、擅自改变市政府决策，造成重大损失或者严重不良影响的，有关责任人员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八条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和市政府所属部门应当参照本规定，制定本机关科学、民主、依法决策的相关规定，报市政府办公室备案。各级行政机关做出的决策中，属于规范性文件的，其发布前的审核和发布后的备案，应当严格遵守市政府有关规范性文件制定和备案的规定。
第二十九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